【图式与人物】陈彦君｜被复制的御容：明太祖异像模式新探
2025-08-15 11:55
发布于：山西省
在中国美术史的特殊图像类型中，明太祖朱元璋的异像演变构成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视觉案例。本文通过聚焦明清以来明太祖异像的面部黑子数量的图式嬗变，试图建构不同图像模式的时间谱系，进而揭示其背后潜藏的历史动机与文化逻辑。研究的切入点在于明太祖的面部黑子。其面部黑子数量的多寡成为区分不同历史时期图像模式的关键标志。研究显示，从明代至清初，明太祖形象经历了从“猪龙形态”到“十二黑子”再至“七十二黑子”的范式转换，这一过程既折射出明代相术知识的迭代更新，更映射着清初王朝正统性观念的深层变革。笔者希冀为美术史特殊图像类型的系统研究提供方法论参照。
关键词 明太祖 黑子 相术 正统观
Within the distinctive category of special image typologies in Chinese art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Ming Taizu’s anomalous portraits constitutes a visual case of significant scholarly value. This study centers on schematic transformations in the quantity of facial moles depicted, aiming to construct a chronological genealogy of distinct pictorial modes while unraveling the latent historical motivations and cultural logics underlying such changes. The analytical focus resides in Zhu’s facial moles, whose numerical variation serves as a critical marker for differentiating image patterns across historical periods. Research reveals that from the Ming to early Qing periods, Zhu’s iconography underwent paradigmatic shifts from a “porcine-dragon physiognomy” through “twelve moles” to “seventy-two moles.” This progress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iterative updating of physiognomic knowledge during the Ming era but more profoundly mirrors the transformative dynamics of dynastic legitimacy ideologies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aspires to provide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s for systematic studies of special image typologies in art history.
KeywordsMing Taizu; physiognomy; moles; orthodox perspective
自北宋朝首开禁令，禁止帝王像流出宫廷开始，中国帝王像即面临愈发严厉的管控。纵观宋、元、明、清四朝，无论是制作方式、展示场所还是传播媒介，其限制手段逐代增多。帝王像不仅包含本朝君主，也涉及当朝统治者对前朝历代帝王图像的占有。本质是将帝王像视为皇权正统谱系的象征，因而禁止在民间流传和展示。〔1〕
就帝王像的视觉脉络来说，明代宫廷形成了帝王御容、帝王行乐图等基本范式，启发了后来清朝统治者对此的制作和生发。但明中后期宫廷之外，民间却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开国君主明太祖朱元璋的异像。特殊之处首先是视觉形式的奇异，明太祖拥有各类异于常人的面部特征；其次，制作时间跨度较大，数量多，不同时间段生产的明太祖像背后意涵也多有不同；再者，时人对异像的视觉细节描述往往多有出入之处。
学界借明太祖异像多围绕两个议题展开，一为寻求真实的朱元璋样貌〔2〕，二是探讨生产原因〔3〕，其余内容着墨较少。这些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将这类数量众多、佚名制作、不知年代的朱元璋异像视作一个整体。在笔者看来，这一处理忽略了图像本身的复杂性。对于朱元璋异像的研究，不能仅关注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异像本身并非只是宫外对帝王样貌的窥探，更包含制作者、接受者的认知交织和意涵层累。因而，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的明太祖异像，以期对现存图像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断代，再结合不同时期制作意图的分析，呈现接受情境的转换，最终回答“明清时人如何生产与认知明太祖异像”一问。
一、何为明太祖异像
乾隆十二年（1747），内务库府整理出了一批历代帝后功臣像。因之前仅被视为寻常图绘，故画作收藏样状不佳，有部分尘封蛀蚀的情况。乾隆翻阅后，发现应是明代遗留的宫廷收藏，下令重装，并列编甲乙，存档珍藏，将藏画地点选在了南薰殿。这批图像包括历代帝后像七十七轴、功臣像二十一轴、历代帝王先圣名臣等册二十八册，宣德行乐等手卷三卷。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为这些绘画写作《御制南薰殿奉藏图像记》。其中，明太祖像数量多达13幅，有立轴十二幅，册页一开。嘉庆二十年（1815），胡敬在《石渠宝笈三编》中著录了这12幅立轴的基本样貌：
明太祖像十二轴，本幅绢本四轴，纸本八轴。
一，绢本，纵六尺三寸，横三尺一寸，设色画明太祖坐像，长五尺二寸，凤眸龙颐，黑痣盈面，服冕垂旒，被衮执圭。
一，绢本，纵六尺三寸，横三尺一寸，设色画坐像，长五尺一寸，冠服同。
一，绢本，纵六尺二寸，横三尺三寸，设色画坐像，长五尺一寸，乌纱折上巾。织金盘龙袍。
一，纸本，纵二尺六寸，横一尺五寸，设色画坐像，长二尺二寸，冠服同。
一，纸本，纵六尺，横三尺四寸，设色画坐像，长五尺九寸，乌纱折上巾、黄袍、绛履。
一，纸本，纵五尺三寸，横三尺一寸，设色画坐像，长五尺，皮弁织金盘龙袍。
一，纸本，纵五尺二寸，横三尺一寸，设色画坐像，长四尺八寸，冠服同。
一，纸本，纵三尺三寸，横二尺，设色画半身像，长二尺七寸。冠服同。
一，纸本，纵三尺四寸，横二尺，白描半身像，长二尺四寸。皮弁盘龙袍。
一，纸本，纵三尺三寸，横二尺二寸，白描半身像，长二尺二寸。折上巾。盘龙袍。
一，纸本，纵三尺三寸，横二尺，白描半身像，长二尺三寸。冠服同。
一，绢本，纵八尺五寸，横五尺一寸。设色画坐像，长四尺八寸。黼座地敷氍毹，乌纱折上巾，黄袍，紫面虬髯，与前诸幅像迥异。〔4〕
目前这批图像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最后一张绢本设色、画有黼座地毯的立轴即明太祖中年坐像，应为明代宫廷制作的标准帝王像。其余皆为奇特的“明太祖异像”。这批肖像或设色、或白描，明太祖的样貌多表现为异于常人。除清宫旧藏之外，也有部分明太祖异像流落于民间，或藏于海内外的重要博物馆。从现今遗存来看，可对明太祖像的人物特征和图像模式进一步细分，从面部特质入手，以龙形虬髯和黑子作为区分，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明太祖头戴蓝色唐巾，身着红色长袍，长袍或圆领、或左衽交领，下巴前伸较长，鼻翼扩大，丹凤眼，眉斜入鬓，面部较为干净，无黑子。总结为龙形虬髯的明太祖（图1），目前可见至少有三张作品为此类样貌。
图1 [明] 佚名 明良真像·明太祖朱元璋 纸本设色 32×25厘米 私人藏
第二类为面部龙形，颊有十二个黑子或不足十二黑子。总结为明太祖之龙形虬髯与十二黑子或不足十二黑子（图2）。现有两张半身像分别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其相似程度之高意味二者很可能来源于同一图式，且皆有“明太祖真像”五字。其中，大都会本的落款因犯帝王姓名避讳，应为清代制作。
图2 [清] 佚名 历代帝王真像·明太祖真像 绢本设色 28.3×22.2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第三类为龙形虬髯与大量黑子同时出现的明太祖。这一类型遗存众多，服饰多样，既有唐巾和圆领团龙纹长袍，亦有翼善冠和黄色龙纹衮服，还有帝王典礼所穿着的冕冠和冕服。但共同特征为龙形虬髯和数量超出十二个的众多黑子。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朱元璋像大多数为该类（图3）。
图3-1 [清] 佚名 明太祖坐像 (二) 绢本设色 192.6×105.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2 [清] 佚名 明太祖半身像 (二) 纸本设色 110×61.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3 [清] 佚名 明太祖半身像 (三) 纸本水墨 107.6×65.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无法断定这批异像的准确制作时间，笔者将结合历史文献，试图以此三种类型大致讨论原初图像模式的可能产生时间。
二、明太祖异像形成的初始语境
图像梳理完毕后，需要进一步确认的事实是不同图像模式产生的时间范围。借助对文献的分析，可得到更多线索。察看明初文献，可梳理出朱元璋异像的建构轨迹及其政治意涵。
最早涉及明太祖相貌的正史文献为成书于永乐九年至永乐十六年间的《明太祖实录》：“及行至六安，逢一老儒……老儒谓上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5〕该文献记载了明太祖潜龙之时，已为僧人的朱元璋遇一老儒，“观贵相非凡”，并给予了占卜得出的前进方位。按照《明太祖实录》所说，太祖的样貌并非先天，而是后天逐步生成。《明太祖实录》还记载了郭子兴因明太祖“见上状貌奇伟异常人”〔6〕而决定追随他。但对比明太祖自撰的《纪梦》和为郭子兴立碑而制作的《敕赐滁阳王庙碑》中，均未提及容貌异像，考虑到“间召与语，异之”，更可能偏向异其谈吐和才能。〔7〕潜龙之时尤为贵相，人主之后更是长出“奇骨”。吴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日，“上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8〕。在奇异的梦境之后，朱元璋的额头竟长出了隆起的骨骼。
《明太祖实录》的编纂时间为永乐年间。作为一部官方的正史书籍，它承认了太祖的样貌非同常人。永乐十一年（1413）写作的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也描述了朱元璋的相貌：“龙髯长郁，然项上奇骨隐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因此，明太祖的样貌特征除非凡贵相外，亦具有奇骨。而参考同时期朱元璋撰写的《朱氏世德碑》〔9〕，以及洪武年间完成的《皇陵碑》〔10〕、《御制皇陵碑》〔11〕，三者都叙述了朱氏家族和朱元璋本人的发家过程，只字未提本人的外貌奇特之事。
耐人寻味的是，除了正史之外，永乐朝的文人笔记中也开始出现有关朱元璋样貌的叙述，并呈现了系统性建构的特征。首先是解缙（1369—1415）所作的《天潢玉牒》，相对于前文提及的三份碑文，《天潢玉牒》是目前留存第一份完整记述朱元璋身世经历的文献。成书时间大致为建文四年（1402）至永乐十六年（1418）之间。〔12〕书中融合了大量虚构神话和佛道故事，将之与明太祖的家世和发家经历相联系，其中也记述了太祖的样貌奇特，“潜居草野四载。往来濠城，有一奇士，指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13〕。作为两朝阁臣，解缙的写作显然是被官方默许的，更不用说其后奉修《明太祖实录》，《天潢玉牒》中许多记载之事都与《明太祖实录》相同。对于宫外人群，《明太祖实录》是不可见的。但《天潢玉牒》作为文人自身撰写的书籍，现存明代版本已有五种之多〔14〕，可见传播范围之广。
其次，解缙之后亦有明初相术奇人袁珙（1335—1410）之子袁忠彻（1376—1458）所作《古今识鉴》，记载明太祖在登基前遇到了一铁冠道人，对方精通相术，对太祖说道：
明公状貌非常，龙瞳凤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声音洪亮，贵不可言。但四维滞气，如云行月出之状，所喜者准头黄明，贯于天庭。直待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即受命之日也，应在一千日内。〔15〕
袁忠彻不仅描述了其面部的整体特征，还对眼睛、额头、骨骼进行了深层的相术解析，而非停留在单纯的“贵相非凡”。值得注意的是，“辅骨插鬓”或称为“辅骨插天”，在相术中多被称为伏羲骨、朝天伏羲骨或者方伏羲骨，指的就是额头正面的骨骼方正且大，并延伸到头顶的百会穴。这多被看作是古代帝王之奇品骨相，在传为宋代陈抟所作的《神相全编》中也有提及“伏犀贵顶，一品王侯，辅骨插天，干军勇将”，紧跟着解释“石负骨自即堂耸人于脑者，曰伏犀，主大贵也。轴骨在眉角，有骨丰肥，插入天仓者，必主威权”。〔16〕作为一名相士，袁忠彻精通各类相术，在《古今识鉴》中同样拥有“辅骨”的还有南朝宋武帝刘裕，以及作者陈抟本人，称自己辅骨清奇，“不为世主必为仙人”，可见“辅骨插鬓”的厉害。可以发现，离洪武年间越远，对太祖的容貌描述便越细。
以上文本皆属于永乐朝臣所出，且文本写作时间集中于靖难之役后。明太祖的奇异样貌是否为永乐朝君臣共同建构的结果？永乐帝对于相术的喜爱或许已然广为人知。袁珙所撰《柳庄相法》一书中收录有《永乐百问》一文〔17〕，记载了朱棣和袁珙之间的对话，内容基本围绕着相术、相理的内容。袁珙曾经为明成祖批命，断定他为“龙形凤姿，天广地阔，重瞳龙髯，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如洪钟，实乃苍生真主也。但年交四十，须长过脐，即登宝位”〔18〕。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朱棣的确实现了袁珙的“预言”。
朱棣对相术的喜爱或许支撑了对明太祖容貌记载的修改，动机是通过强化明太祖的相貌体征，重申朱明王朝乃天命所在。〔19〕除了永乐帝，朝臣也共同加入了这一“样貌”工程。有学者认为解缙在编造、虚构朱元璋家世神话故事方面发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20〕袁忠彻与其父同为永乐帝相士，虽生卒年与明太祖朱元璋有重叠，但因他早年随朱棣驻北平而远离南京，且靖难之役爆发于建文年间，故推测他未曾得见太祖真容。相关描述更可能源自当朝帝王授意，而非亲身见闻。
图像系统的演变恰与文本建构的逻辑相符。“辅骨插鬓”转为“奇骨贯顶”的最早文献是成化弘治年间的《洪武圣政记补亡》〔21〕：
上不阶寸土，一民呼吸响应，以有天下，方册所载，未之有也。于戏盛哉！况生而神明，屡有异徵，日章天质，凤目龙颜，声如洪钟，奇骨贯顶。故元时太史言：圣人生江淮，按谶索之，竟不能得！盖天启。〔22〕
这段话详细描述了明太祖的外貌，虽然换了种说法，但本质与《古今识鉴》基本一致，且已经出现了所谓猪龙形样式的明太祖样貌。王耀庭先生曾比对明代《相法全书》中的“龙形”人相（图4），认为明太祖面容基本上与其中的诗断一致：“体势如飞宛若龙，美髯头角鼻高隆。威灵赫变如无比，万国云从作帝聪。”〔23〕更为甚者，《洪武圣政记补亡》一书将明太祖朱元璋的相貌提升至“神明”与“圣人”的高度，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外貌特征与其非凡的命运紧密捆绑，进一步编织出神秘莫测的谶纬之说，强化了明太祖朱元璋作为天选之子的形象。
图4 [明] 王文洁 《锲王氏秘传知人风鉴原理相法全书》“龙形”人相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有趣的是，苏州天王寺曾有一塑像被认为是模仿朱元璋的真容而制作的。王錡（1432—1499）曾记录：
吴故墟之西有天王寺，廊之南一神端坐，长可八尺，巾若居士，衣若深衣，隆准大耳，耳有垂珠，目深肤厚，唇努而丰，额甚广，颧甚高，鬚类虯而不张，有深思穆穆之容。永乐初，百户阖俊来官于苏，偶见其像，伏地而哭。人问其故，乃曰：“此我太祖皇帝之容也。俊侍左右者五年，谛视甚熟，今鼎湖之驾已远，故感泣耳。”遍传吴中，观者如市。至今人每过之，即加瞻仰，以实为太祖圣像。此乃塑手之精。〔24〕
这一塑像反映了此时宫外之人所表现的朱元璋真容已为深衣、面部猪龙形的样式。潘星辉认为这应是朱棣造神运动的一部分。〔25〕
因而，从最初的“贵相非凡”到“辅骨插鬓”再到“奇骨贯顶”，第一类图像模式，即仅有猪龙形的异像，最早也是在明中期才得以成形。其背后生成本质应是明初官方出于巩固新生王朝，意图神化开国君主，强调正统序列有意引导的结果。以上分析也从侧面证明，过往认为朱元璋是为了起事才有意制造出奇异之像的观点并不太牢靠。〔26〕
三、明后期：十二黑子的形成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朱元璋异像的特征还有面部黑子，在明前中期文献中从未提及此事。显然，这批带有黑子的异像不是这两个时期所作。而有关黑子的文献和图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张萱（1558—1641），广东博罗人，万历十年（1582）为举人，曾于《疑耀》记载：
先大夫令滇时，从黔国邸中模高皇御容，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其状甚奇，与世俗所传相同，似为真矣。余直西省，始得内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须髯皆如银丝可数，不甚修，无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也。〔27〕
此番经历所透露的第一点即其父曾于黔国公府邸中观看并临摹明太祖异像。张萱的父亲为张政熙，通过《粤大记》的记载，“（嘉靖）乙卯举于乡……甲子分校浙闱……调嶍峨……时丁苴、白改素寇扰内地，都御史邹应龙檄帅诸兵讨贼”〔28〕。邹应龙作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在云南剿灭贼寇应为万历二年（1574）。结合张政熙调任时间和剿寇时间，张政熙至少于万历二年及之后才可能接触到黔国公沐昌祚，并前往府中临摹。
第二点则是讲述自己在成为中书舍人之后，才得以看到太祖、成祖二帝的御容，进而发现明太祖乃美男子，而非之前世俗所传的异像。察看张萱的履历，虽于万历十年中举，但其父去世，张萱需守孝27个月，之后却“屡上春官不第”〔29〕，最终于万历十五年（1587）进入中书省，被任命为内阁制敕房中书舍人。也就是说，张萱起码得在万历十五年之后才有机会看到帝王御容像。
第三点，张萱详细记载了民间所传的明太祖异像之视觉特征，即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且强调了这一形象与世俗所传相同。对于生活在隆万年间的张政熙父子，他们所看到的明太祖异像已经与明前中期有所不同，其所述“龙形虬髯，左列十二黑子”之貌，较之明代前期“奇骨贯顶”的抽象化描述，已呈现具象化、符号化特征。
实际上，与张萱的经历类似的还有时任工部尚书的张瀚（1511—1593）。他曾记载：“余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仰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象大不类。”〔30〕张瀚升为南司空，也就是工部尚书，应是隆庆六年（1572）一月之后的事情。〔31〕再加上万历元年九月“改南京工部尚书张瀚为吏部尚书”〔32〕，按照他的记述，观看太祖御容的机会，大概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发生。
张瀚的文字更像是一种辟谣。他赞叹了明太祖的卓越相貌，认为是美男子，并不像民间流传的那般。但张瀚仅仅只提到民间所传奇异之像，如今我们很难确定张瀚所看到的明太祖像奇异到何种地步，是只有龙形虬髯还是再加上十二黑子？
对于该时期的异像解读必须集中在关键要素的“十二黑子”之上，且需置于明代相术知识转型的脉络中考察。在传统观念中，面部的黑子（黑痣）通常不被视为吉祥之兆。例如在宋哲宗时期，宋哲宗因见到袁应中脸上众多的黑子而感到惊恐，以至于无法垂听袁应中的进言。〔33〕但到了明代，“夫黑子者，若山之生林木，地之出堆阜也。山有美质，则生善木以显其秀；地积污土，则生恶阜以乐其浊。万物之理皆然。是以人有美质也，则生其黑以彰其贵；有浊质也，则生恶痣以表其贱”〔34〕。黑子好坏的标准是人的品质，如果是优良品质，那么黑痣可以彰显贵气，反之则表低劣。明代的相书和类书中甚至有“男人面痣之图”，教授大众如何看待痣的好坏位置（图5）。这一将黑子与个体品质挂钩的阐释策略，为重构帝王异像提供了理论支撑。
图5 [明] 袁珙撰，胡文焕校《新刻麻衣相神》男人面痣之图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更耐人寻味的是，袁珙曾评论：“面生黑子，宜大宜高主，贵若低小，不寿。”〔35〕这也是明代相术系统的有趣之处，圣人、帝王往往会拥有不符合一般理论框架和秩序的外表，即“圣人不相”。相术对此的兼容方式即以其高贵的身份进行解释。在明后期的叙述中，还有许多能人生有黑子的说法。例如陈献章（1428—1500）右脸有七黑子〔36〕，杨守陈（1425—1489）“天庭有七黑子，如北斗状”〔37〕，费寀（1483—1548）“左耳下有七黑子”〔38〕，浙江道士刘云心“眉间有七黑子，若北斗状”〔39〕等故事都在此时涌现。甚至在文官笔记和皇家刻书中都记载了如朱熹〔40〕、金世宗〔41〕拥有七黑子的事迹。这说明黑子开始成为奇人、圣人乃至帝王的特殊符号之一。
为何是“十二”？一方面，这可能与明中后期相术面部知识的系统化有关。传为宋代陈抟所作的《神相全编》曾被视为面部相术最早且完整的系统。然而，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实为明代成化年间的南京致和堂本。陈抟编纂的相书系统在全面性、丰富性和思想性上，更贴近明代文人编纂相书的风格，而非宋元时期的泛泛之谈。〔42〕该书很可能存在托名之嫌，袁忠彻校对版本即为一例。参考元代至顺年间刊本《事林广记》“卜史类”，对于面部相术分类还停留在“八卦”。但到了明中后期，诸如《古今识鉴》《柳庄相法》《麻衣神相》等书中出现了完整的面部相术分类系统：有十二宫五官、五岳四渎、五星六曜、九州八卦、六府和八学堂等。除了“八卦”，其余知识都被认为是明代的产物，又或是直到明代才被写作和真正系统化。〔43〕而这些系统都具有准确的数字和内容，符合明代相术理论系统化和标准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或许与托举本朝帝王的身份有关。明代相术理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十二宫系统（图6）。该系统将人面部划分为十二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都象征了个体在不同社会层面的关系和秩序，包含了命宫、财帛宫、兄弟宫、父母宫、田宅宫、子女宫、奴仆宫、妻妾宫、疾厄宫、官禄宫、福德宫、迁移宫。此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天文术语巧妙地融入相术之中，展现了相术理论与天文学知识的深度融合。这一做法，与前文所述能人异士以“七黑子”象征“北斗七星”之天文星体于面相之上异曲同工，皆旨在通过天文知识的引入，以彰显个体身份的非凡与独特。作为本朝开国帝君，朱元璋不能仅停留在与陈献章、杨守陈、费寀这类臣子一般的数字之上。因此，选择在当时颇为流行且数值上超越“七”的“十二”，作为面相上的象征体系，无疑更为贴切地体现朱元璋的帝王身份。
图6（传）[明] 陈抟《神相全编》十二宫五官之图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有关黑子、“十二宫”一类的面相知识和朱元璋异于常人的容貌恰恰皆于明后期广为传播。它们不仅出现于传统相书如《古今识鉴》《柳庄相法》中，更借助明后期类书的大量传播而广为人知，诸如《三才图会》《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都附上了十二宫五官的图说。而朱元璋异像的知识，如《洪武圣政记补亡》中关于“奇骨贯顶”的完整记述，在万历时期被未加改动地收录进《皇明史概》《明通纪法传》《昭代典则》《名山藏》等多部私家修撰的史书中。此外，解缙编纂的《天潢玉牒》在嘉靖至万历年间频繁出版。而其他私家史书，如邓士龙的《国朝典故》，亦全盘采纳了相关记载。据目前资料统计，这一时期的遗存文献至少存在四个版本。这些文本为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文人墨客与政府官员提供了构建朱元璋异像认知的视觉基础。
时人对朱元璋异像的接受也体现在张萱的文本中。前文提及张萱对于黔国公所收藏的朱元璋像与民间所传的异像相同，表达了“似为真矣”。就常识而言，异像的长相显然是很难被相信的。以黔国公的身份收藏此类异像，无疑在真实性添加了官方背书。又犹如徐渭作《高皇帝像赞》：“上之岩也，天高以覆耶？下之丰也，地载以厚耶？扫孽胡而握汉统，维斯之与咮耶？眉采耶？目河耶？唐与虞之后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为我圣祖高皇帝之面耶？”〔44〕对明太祖这一奇异的相貌甚至体现为推崇、赞叹之意，将之与历史上的三皇五帝相比。
前文所述苏州天王堂塑像的影响力也在明后期持续发酵。除了陆容〔45〕、都穆〔46〕、祝允明〔47〕等文人对此皆有记载，其故事亦逐渐波及至吴地的其余寺庙。谢肇淛的舅父，徐
曾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于吴地的寺庙中看到了明太祖的塑像：
万历壬辰秋客吴，友人钱允治与余游吴故墟，入一寺，寺前有土地端坐，钱曰：“此我高皇帝像也。”余骇询其故，钱以前言对。其塑像方面大耳，隆准丰额，与今时所传画像大异。近阅张民部萱《疑耀》云……然则高皇之像，苏州天王堂土地所传非谬矣。吴黄暐《蓬轩类记》亦载天王堂事。〔48〕
文献中提到，好友告诉徐
，这寺庙的土地公实则为明太祖容貌，对于像的面部描述，“方面大耳，隆准丰额”更像是一个正常有福相的人。徐
的感叹耐人寻味，对他来说，这算是“与今时所传画像大异”。他还提及张萱于大内的观看记述，并评论或许苏州天王堂一事并非空穴来风。这也说明，对于明后期时人来说，他们早已经接受了朱元璋异像一事。
无论如何，在明后期，更准确是隆万年间，明太祖的形象既有猪龙形，也有猪龙形加上面部十二黑子的特征。就文献而言，在万历年间，高皇帝面部黑子似乎从未超过十二这一数量。可见，第二类图像模式很可能是万历年间，又或是隆万年间的产物。
四、清初：七十二黑子的叠加
观察现在遗存的明太祖画像，大多数画作的面部黑子远远超出十二的数量，似乎不符合明人的描述。目前学术界对此的叙述并不明晰，或有十二黑子，或有七十二黑子，即对黑子的数量并不作分类。那么黑子数量超过十二的明太祖形象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
清初时人薛熙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往南京谒明孝陵，当时的孝陵中官向他展示了明太祖的半像：
熙叩头展视，隆准而丰下，鼻长五七寸，颔以下微凹，长亦如之，广半之，目修而末耸，耳下垂，颧甚高，皆缀痘瘢如豆大。额上有黑子七，左四右三，类北斗状。髯疏朗而戟张，冠翼善冠，服衮袍，当胸以下皆隐。〔49〕
薛熙的细节描述给予了我们一探明末清初明太祖异像的机会。从面部五官来看，丰隆的额头，延伸而出的下巴，眼尾上耸，耳部下垂，颧骨高耸，十分符合如今的明太祖异像遗存，这也说明了异像的面部特质已然定型。有趣的是薛熙对黑子的描述，他说到这张像的人物面部缀有痘瘢，参看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张画像即为如此。同时提及了面额上还有七个黑子（图7），左四右三，对应的是北斗七星的形状。仅就数量而言，黑子数也未到七十二。
图7 部分《明太祖像》中表现为七个黑子的样式
但反观另一批明末清初时人所记载的文献，明太祖画像则开始定格于七十二黑子的描述。田雯（1635—1704），康熙朝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在《古欢堂集》中《濠梁古寺歌》写道：
一僧头白老宫监，当门拄杖随两雏。开元天宝纵谈柄，偏袒右肩如操觚。堂上飒飒毛发动，风雷拔地神鬼呼。面颊七十二黑子，红罗衣下青珊瑚。云是滁阳旧遗像，铁冠指说常人殊。王者不死今已死，千载英雄悲寄奴。〔50〕
濠梁指的就是安徽凤阳，代指朱氏家族的祖陵。诗文中提到祖陵供奉了一幅明太祖像，身着红罗衣，内衬为青色，面部有七十二黑子。这与薛熙在明孝陵所看到的显然不是同一形象。几十年后，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曾任康熙朝翰林院编修的杨绳武拜访了孝陵，同样写下了探访的诗句：
苍茫云气连天寿，十三陵寝都依旧。南北相望几千里，九原并荷如天覆。青史留传盛德事，来今振古难重觏。秘殿深严启御容，天日仪青真英雄。而罗七十二黑子，隆准略与汉祖同。恨不相遇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中。〔51〕
吊诡的是，孝陵当时所展示的明太祖肖像已非传统的七黑子形象，而是七十二黑子的描绘。〔52〕
明代遗民顾景星（1621—1687）在《黄公说字》中提道：“古曰：吴楚谓黑黶子为痣。又今俗流传有明太祖石刻篆面，作七十二黑子，妄也。大不敬。”〔53〕显然，他对于清初此类将明太祖作七十二黑子形象的现状很是不满，认为是对明代帝王的大不敬。尽管顾景星有此言论，但明太祖演变为七十二黑子像的趋势似乎逐步固定（图8）。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部分明太祖异像，其面部黑子数量显著超出十二个。对画家而言，七十二这一特定数字，加之肖像多采用侧面构图，在人物面部精确描绘七十二个黑子实属挑战。然而，通过在面部密布点子的手法，观者仍能被引导联想到这一数字。
图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太祖坐像》《明太祖半身像》面部的黑子细节
那么为何清代会出现七十二黑子的明太祖像呢？从杨绳武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他进一步将七十二这一数字与历史人物汉高祖相联系，进行了有意义的比附。《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54〕在张守义对《史记》的正义中，对七十二黑子的解释为“《合诚图》云：‘赤帝体为朱鸟，其表龙颜，多黑子。’按：左，阳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55〕虽说高祖的七十二黑子被定义为左腿之上，可七十二黑子从德运的角度，被解释为火德的象征。所谓火德即王朝承续性中的五行学说，汉朝惯来被认为当居火德、尚红色。〔56〕汉代以后王朝则沿用五德相生的说法来决定本朝五行。明朝初年，朱元璋诏考历代服色所尚。“礼部奏言：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宋亦尚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上从之。”〔57〕这段对话表明了明代官方对于五行德运学说的认可。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赤色，也是因为其当初起义是以复兴宋室作为号召。但按照五行相生，明代紧随宋室之后，应行土德，不应为火德。
陈学霖指出，朱元璋沿用韩林儿红巾军以“宋”为国号所尊行的火德，实为强化政权合法性。正史讳载韩林儿死因，很可能是因韩林儿暴毙于朱元璋所备舟中。明朝若改奉土德，既显政权更迭之迹，又暴露弑主嫌疑。有趣的是，明中叶的文人士大夫之间却出现了明承土德的学说，更不用说万历年间张养蒙提到本朝就尚火还是尚土依旧没有定论。〔58〕因而，陈学霖认为清代的五德学说已然完全势弱，无法进入正史书写。然而在康雍时期，宫内宫外依旧保持对于五德的讨论。例如康熙年间御史姚之骃撰《元明事类钞》中提到了宋代与明代都奉行火德：“宋以火德王天下……明亦以火德王天下。”〔59〕耐人寻味的是，康雍时期的官员也延续了明奉火德的论调。
作为“火德”，其视觉符号究竟应如何表现？一类是赤色的服装，康雍时期官方修纂的类书《御制子史精华》提道：“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徽帜尚赤，服色于是乃正。”〔60〕这也能解释为何有一批朱元璋异像表现为红色服装，“面颊七十二黑子，红罗衣下青珊瑚”，正如朱元璋开国所定义的“尚赤”一般。但又如前文所说，朱元璋最后还是希望自己的国家承袭土德，这也能够解释官方制作的帝王御容所着袍服都为黄色，即土德正色，而非与宋代红色一致。〔61〕“火德”的另一类视觉符号也包括了七十二黑子，“而罗七十二黑子，隆准略与汉祖同”。作为拥有七十二黑子的明太祖，不仅令人联想到一样拥有七十二黑子的汉高祖，也会将其与延续火德相联系。
这一清初时人对明承火德的视觉强调或许出自本朝帝王意图承袭土德的需求。从清朝建立开始，清帝的服饰正色即为黄，诸如《清圣祖朝服像》《清世宗朝服像》都是以黄色为正色。明承火德，清承土德，清朝此举也试图从服制易色表示其正统，是延续朱明的王朝。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清廷亟需消解正统性质疑。期间，雍正甚至借印行《大义觉迷录》，以回应曾静、张熙等人对王朝承续的问题，期望民众认可清王朝的正统性。
但如果细究《南薰殿帝后像》，即会发现宫中所搜罗的十二轴明太祖像基本没有朱衣形象。比较前文中的文人笔记，朱衣太祖像应是并行于黄衣、衮袍太祖像而共同流行于清代。为什么宫廷只选择收藏身具黄袍或衮龙袍的明太祖形象呢？此现象当与红色在明代的特殊象征意义密切相关。从明代的官方服饰、礼器以及各类文人雅士的叙述中，红色都是十分重要的色彩。因而明清易代之时，各类朱竹图（以红色朱砂描绘竹子）显示了遗民群体借红色维系朱明政权之心，以表达抗清之意。对于清王朝而言，收藏明太祖像是为了表明自己拥有正统的王朝传续，但不收藏朱衣太祖像，亦是对“朱”姓王朝色彩符号的消解策略。
这一举措也并非无的放矢。乾隆年间民间秘密结社，有许多反抗清朝政权的组织，诸如洪门便是其中一种。其创始人洪信公开写作的逆书开篇即为“天地起列根本，扶朱家天下”〔62〕，入会的重要场所叫作“红花亭”，入会时主持之人需头裹红帻。可见红色在反清文化中是极其重要的视觉因素。甚至到了晚清，有人用朱砂画了一身红衣朱元璋的站立异像（图9）。但如细看其帽饰和姿态，与当时所流行的洪秀全极其类似，只不过是将朱元璋的异像面容拼接到洪秀全之上，但始终未变的是对红色的表现。换句话说，清廷认可的是作为帝王的“明太祖”部分，而非起义造势的“朱元璋”。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清宫仅保留了黄衣的明太祖像。
图9 [清] 佚名 朱砂朱元璋像图轴 纸本设色 148.2×79厘米 温州博物馆藏
在《南薰殿帝后像》重装的二十五年后，乾隆帝在《大金德运图说》序文中表示：“夫一代之兴，皆由积德累仁，岂遂五行之声克？而服制所尚，自当以黄为正，余非所宜。”〔63〕他明确表示摒弃五行德运学说，为清帝服制尚黄所提出的理由是“以黄为正”，而非土德。但无论如何，这批七十二黑子的明太祖异像在另一层次上顺应了清初所试图建构的正统王朝。
民国初年，孙中山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虽说照片的颜色并不清晰，但基本可以判定，此时明孝陵所悬挂的明太祖像（图10）也并非帝王黄色龙袍，而是红衣唐巾之样。显然，对于清末民初的人来说，明代依旧天然与红色相连。
图10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祭明太祖后合影 17×25厘米 台湾博物馆藏
结语
明太祖异像演变是中国美术史中极具研究价值的视觉案例。笔者以面部黑子数量变化为核心线索，梳理其图像模式的演变脉络。作为关键视觉符号，黑子数量的递增具有明确的时间标尺意义：明末至清初，明太祖形象经历了“猪龙形态—十二黑子—七十二黑子”的图式嬗变。这一过程既反映明末相术体系的知识更新，更折射出清初王朝建构正统性观念的深层变革。
此类具有范式特征的图像类型在中国美术史中具有普遍意义。以孔子异像为例，宋元时期形成的“四十九表”相法体系，通过将道德属性视觉化为生理特征，构建出儒家圣人的标准范式；而明清祖容像中逐渐程式化的摆具、地毯等物象符号，同样可视作身份认同的视觉符号系统。这些案例与明太祖异像共享三个核心特征：主题的同一性与创作的匿名性、图像元素的符号化增殖，以及视觉范式与时代思潮的深层互动。因此，笔者首先通过对明太祖异像的形式分析建立图像谱系的时间坐标，继而借助图文互证解决图像的象征体系，最终在历史语境中重构视觉生产的动力机制。这种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个体图像的个案研究，更可为美术史中特殊图像类型的系统研究提供方法论参照。当我们将朱元璋异像与孔子像、祖容像等案例并置观察时，便能发现中国视觉文化中持续存在的“圣像塑造”传统——通过程式化视觉元素的积累与重构，不同时代的群体持续进行着文化记忆的书写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2025年人才培养资助项目（青年人才资助）”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5-4-10］
注释：
〔 1〕例如，明代对帝王像的管控从图像到纸本再到戏曲，都对其视觉元素和文本内容进行了严厉的限制和删改。“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箴、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若私习天文者罪，亦如之，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引自《大明律·礼律一》卷十一，日本景明洪武刊本，第39页。
〔2〕有关明太祖真实面容的探讨，主要有金致淇、索予明、薄松年、夏玉润和朱万章的文章，基本观点为否认异像为真容。
〔3〕有关异像产生时间和制作原因的讨论，主要有王正华、王朝闻、赵晶、王耀庭、胡丹、潘星辉和段锦珂的文章，他们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基础。
〔4〕[清] 胡敬《续修四库全书第1082册·胡氏书画考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5〕[明]《明太祖实录》卷一，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页。
〔6〕同上，第5页。
〔7〕胡丹《相术、符号与传播：“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8〕[明]《明太祖实录》卷二八，吴元年十二月戊申条，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27页。
〔9〕[明] 郎瑛《七修类稿》，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74—76页。
〔10〕洪武二年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奉敕写作的《皇陵碑》，引自《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乙亥条，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788页。
〔11〕[明] 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2〕杨永康《〈天潢玉牒〉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13〕[明] 解缙《天潢玉牒》，[明] 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页。
〔14〕分别为嘉靖十八年秦汴绣石书堂抄本、嘉靖吴郡嘉趣堂刻袁褧《金声玉振集》本、万历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万历沈节甫辑《纪录汇编》本，以及道光吴弥光辑《胜朝遗事》本。
〔15〕[明] 袁忠彻《古今识鉴》卷八，明嘉靖六年（1527）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1页。
〔16〕[宋] 陈传等著，金志文译注《神相全编》卷六，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17〕[明] 柳庄居士著，从众译《绘图柳庄神相全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187页。
〔18〕[明] 陆容撰，佚之点校《菽园杂记》卷十一，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33页。
〔19〕胡丹《“相人术”与明代前期政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1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24页。
〔20〕王熹《真实与虚构：朱元璋家世身世与官方私人著述的神化及迷信》，《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4期。
〔21〕该书原本被认为是宋濂所作，但就考证，目前留存的版本应为成化弘治年间梅纯所重订的《洪武圣政记补亡》，也是明后期在民间流传的版本。周中梁《今本宋濂〈洪武圣政记〉辨伪》，《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3期。
〔22〕《洪武圣政记》，[明] 梅纯编《艺海汇函》，南京图书馆藏1993年版，第1182页。
〔23〕王耀庭《明代帝后像研究——先说帝相本相学》，澳门艺术博物馆编《像应神全：明清人物肖像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
〔24〕[明] 王錡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卷一·天王寺神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页。
〔25〕潘星辉《附魅与祛魅：朱元璋像的真相》，《明史研究》2019年第12期。
〔26〕单国强、赵晶《明代宫廷绘画史》，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439页。
〔27〕[明] 张萱《疑耀》，张小庄、陈期凡编著《明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版，第254页。
〔28〕[明] 郭棐撰，黄国声、邓贵忠点校《粤大记》，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5—616页。
〔29〕吴德义《建文史学编年考》，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30〕[明] 张瀚撰，盛冬龄点校《松窗梦语》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0页。
〔31〕“升巡抚陕西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瀚，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引自《明穆宗实录》卷六五，隆庆六年正月丁亥条，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576页。
〔32〕[明]《明神宗实录》卷十七，万历元年九月辛卯条，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500页。
〔33〕[明] 冯梦龙《古今谭概》中卷，团结出版社2023年版，第643页。
〔34〕[清] 陈梦雷、蒋廷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10册，线装书局2016年版，第4233页。
〔35〕[明] 柳庄居士著，从众译《绘图柳庄神相全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
〔36〕[明] 郭子章著，王红军校注《圣门人物志》，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
〔37〕[清] 吴肃公撰，陆林校点《明语林》卷二容止，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64页。
〔38〕[明] 张龙湖撰，陶新华校点《张龙湖集》，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45页。
〔39〕[清] 张铣、金学超纂，赵治中点校《丽水县志·丽水志稿》，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40〕[明] 宋濂著，吴蓓点校《宋濂全集（第七册）·宋九贤遗像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204页。
〔41〕[明] 朱祁钰《历代君鉴》卷二十七，明景泰四年内府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493页。
〔42〕Wang Xing, Physiognomy in Ming China: Fortune and the Body, Brill Press, 2020, p.47.
〔43〕Ibid, p.163.
〔44〕[明] 徐渭《青藤书屋文集》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39版，第300页。
〔45〕“苏州天王堂有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国工所塑。永乐初，有阖百户者，除至苏州卫，偶见之，拜且泣。人问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识天颜，此像盖逼真已。”引自 [明]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清道光二十四年金山钱氏刻，守山阁丛书本，第332页。
〔46〕“襄阳人阖俊少尝侍高皇帝，带刀上殿……复以擒贼功，遂升千户。先是，郡之西天王堂有土地像，为元刘捴管所塑，俊一日见之，即号恸俯伏于地，曰:‘此绝肖高皇帝，第少气耳。’盖俊侍高皇日久，熟识龙颜故也。像至今存。”引自 [明] 都穆纂《都公谭纂》卷上，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7页。
〔47〕“姑苏阖闾子城之濠，设有东西二天王堂。其西堂东庑有土地祠，貌甚类太祖皇帝。相传张氏（士诚）僭据日，有道者潜塑此像，意谓此土地当属太祖云耳。道者失其名，盖异人也。或曰偶肖圣容，初无道者事。”引自 [明] 祝允明《前闻记·天王堂土地》，[明] 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4—1395页。
〔48〕[明] 徐
撰，沈文倬校注，陈心榕标点《笔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
〔49〕[清] 薛熙《秦楚之际游记》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七十二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70页。
〔50〕[清] 田雯《古欢堂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一三二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页。
〔51〕[清] 蓝应袭修，程廷祚纂《（乾隆）上元县志》卷二十七，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第1959页。
〔52〕夏玉润认为七十二黑子可能联系至“天人合一”的理念，但笔者认为还应更深入探讨。引自夏玉润《漫谈朱元璋画像之谜》，《紫禁城》2008年第4期。
〔53〕[清] 顾景星《黄公说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二〇一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47页。
〔54〕[汉] 司马迁撰，[南朝宋] 裴胭集解，[唐] 司马贞索隐，[唐] 张守义正义《史记》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2页。
〔55〕同上，第343页。
〔56〕[汉] 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3页。
〔57〕[明]《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五月辛亥条，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026页。
〔58〕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0年第50期。
〔59〕[清] 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60〕[清] 吴士玉、吴襄等《御定子史精华》卷一百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一〇一〇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8页。
〔61〕[美] 方闻著，郭建平译《宋、元、明时代的帝王图像》，《艺术百家》2008年第4期。
〔62〕《元陵县盘获之逆书》（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军机处档折件，编号：05275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63〕[清] 于敏中等《国朝宫史正续编》卷五，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285页。
陈彦君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