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好多天才作家一样,对于超验世界,马克·吐温也不是绝不相信。1878年,他就写过一篇题为《心灵电讯》的文章,谈到思想传递问题。尽管无法用科学手段证明超人的视力存在,但他却相信存在着心灵间的类似电报的通讯,不必通过电波,即能够远距离传递信息,那应该就是让好多人将信将疑的第六感官、心灵感应之类超验功能。宇宙茫茫,人类的知识永远不可能穷尽宇宙间的奥秘,简单化地粗暴地把“迷信”的封条贴到人类的未知领域,并不是科学进步,而是把科学的盲点当作了真理,并不足取。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完全相信,盲目崇信,那就是迷信了。好多江湖骗子便借此大行其道。马克·吐温还在年轻的时候,骨相学大兴,福勒和韦尔斯是这一行里的头块牌子。马克·吐温曾经让福勒亲手摸过骨相。福勒在他的头盖骨上摸到了一个窝,他说这个窝表明,马克·吐温完全没有幽默感。
多年后,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已经名满天下了。在一只开往欧洲的船上,朋友给他的右手照了一张相。在伦敦,朋友把这照片送给了十二位手相术师,没有说出马克·吐温的名字,让手相术师们估价手的主人的性格。手相术师们大都没有提到过“幽默”这个字眼;只有一位说,这只手的主人完全没有幽默感。
这是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里记述的事情。那些著名的手相术师,如果不看马克·吐温的手相,只读一读这双手写下的文字,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了。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写殡仪馆的老板,“脸活像一只火腿,见不到一丝笑容”;写玛丽·简小姐听到了好消息,非常急躁,亢奋,也挺好看,看来已经很高兴,很放心了,“好像有一个人刚把坏牙拔掉了似的”;在《赤道圈纪行》中,他写奇特的“马克·吐温俱乐部”,某某先生在那个晚上友好、坦率的气氛中,说了几句绅士式表示歉意的开场白之后,接着便说“他就是马克·吐温俱乐部,俱乐部从来只有他一个会员”;在火车车厢里,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带着四只旅行包,“他是个瘦子,他那口牙齿使他的嘴巴看上去像块没有收拾的教堂墓地”……马克·吐温的幽默是深入骨髓的幽默,并不是眼下中国流行的“段子”,让人在酒桌上即时发笑,他是要让人想一想,再会意地一笑,有时候还是苦笑,是哭笑不得,笑过之后深深地悲哀——“他常常在笑,美国文学第一次有了悲剧性的笑声。”(伯纳德·德沃特语)
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指向了人生、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作家。他幽默地写过只有一个会员的“马克·吐温俱乐部”,他也透露了一个讨好作家的三个万无一失的好方法:“一,告诉他,你已经读了他的一部著作;二,告诉他,你已经读过了他的全部著作;三,请求他让你拜读一下快要出版的作品原稿。”他紧接着道明这三个方法各自具备的妙用:“第一种方法表示了你对他的尊敬;第二种方法表示了你对他的景仰;第三种方法把你笔直地射到他的心窝里。”不必讳言,马克·吐温在这里讽刺的是作家的虚荣心。以洁净人类灵魂为天职的作家,他自己的灵魂又何尝不需要经常清洗呢?
读马克·吐温的作品,不是哪一部,而是把他的作品一部一部读下来,幽默处自然随处可见;可是,你并不会随时发笑,好多时候都会感到异样的沉重。马克·吐温好多时候当然是幽默的,他的幽默有时候并不是为了惹人发笑,他是为了促人深思。马克·吐温的幽默是大幽默,是冷幽默,是冷语热肠。他会嘻笑怒骂,但他绝不胡乱调侃;他讽刺的锋芒无所不至,但他绝非玩世不恭;他会讽刺神父教士,但他却拥有虔诚的宗教情怀。读一读他《44号——神秘的外来者》中对教堂里那架管风琴的描写,木石之人也该受到深深的感染:
不一会儿,它慢慢奏响起来,忽而轰鸣,忽而哼鸣,引得人们屏息静气,为这令人崇拜的乐音所折服,个个脸上发出心醉神迷的光彩。而我呢——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如此哀切、如此甜美、如此充溢着深刻而又慰藉心灵的宗教精神。啊,它是如此幽然如梦地哼鸣、饮泣、叹息、歌唱,往复不断,缓升缓降,渐消渐隐,直至飘逸到渺茫暗淡的远方,接着又逐渐复苏归来,就这样医治着我们的创伤,抚慰着我们的悲哀,使我们一步步深入它那不可言传的平和宁静之中——然后,突然之间,它隆隆轰鸣般迸发出阵阵胜利欢呼的轰然巨响,使人惊愕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受到尊崇的人们才鱼贯而入!此刻,你就会相信,所有世俗的想法,所有粗鄙的念头,都从这儿消隐;你会相信,这些被振奋起精神、充满着向往的灵魂,就像花园一样渴求着能哺育硕果的真理雨露,并准备当珍宝一样收藏起来,珍惜节俭地使用。
这样的述写,使我们几乎忘记了它是出自幽默大师的笔下了。其实,这就是伟大作家才会具有的广阔胸怀,多副笔墨。有这样易感易触的热烈情怀,必要的时候,才会掷出幽默讽刺的匕首投枪。读马克·吐温上引的这段管风琴乐音的描写,让人把白居易的《琵琶行》想起来了。白居易的琵琶乐音引发的是人情感怀,世事苍凉;马克·吐温由管风琴乐音激起的是宗教情怀,灵魂升华。“江洲司马青衫湿”与“渴求着能哺育出硕果的真理雨露”,有联系,又有区别。
马克·吐温自然也有个人的身世感怀,青衫濡湿。他的《自传》从1835年他出生写起,写到他的爱女吉恩1909年12月去世,时间跨度七十四年,距离马克·吐温逝世只剩下了三四个月,其间该会有多少人生酸楚,颠沛跌荡!《自传》完成之后,他一再叮嘱,在他生前不得问世。他还曾说:“我希望,这个自传在我死后发表以后,能成为将来所有传记的典范。”马克·吐温对《自传》的重视于此可见。自传到底应该怎么写?像歌德的《诗与真》那样,还是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怎样,最紧要的一点,还是不能失真,要真实地再现自己。读者不希望在你的自传中读到一个粉饰的自诩膨胀的传主。像卢梭那样,写一些“可爱的缺点和过错”,已经很不错了。最要不得的是颠倒黑白,把丑的写成美的,那就是真真切切的“欺世盗名”了。
在《自传》中,马克·吐温写到“一个天才难于发现他自己,也往往难于被亲友所发现”,他应该是有些“自况”意味的。这样的自况,无论如何,也与那些自封自吹的所谓“天才”作了严格的区别。《自传》的第三十九章到第四十一章,是写他女儿苏西的章节,那几章不仅写出了一个聪慧可爱的女儿,也写出了一个慈爱的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即便在这种写爱女的段落中,马克·吐温也会随时吐露他的睿智灼见:“在这世界上,真正的惩罚,严厉的惩罚,永久的惩罚,总是落到不该受到惩罚的人身上。”这让人又一次想起了他的宣称:“我总是在布道。”哪一个好的作家不是在布道呢?与马克·吐温同处一个时代的托尔斯泰,也在布道,在忧郁的俄罗斯土地上布道。好的文学都是布道,布人间正道。
好的作家,好的文学深深的悲哀却在于,他们的布道往往并不能为人所接受。马克·吐温曾经按照朋友介绍,带着自己的书稿,去卡尔顿公司谋求出版。他有幸见到了卡尔顿本人。卡尔顿气派地把手一挥,指着整个房间说:“每个架子上都堆满了等待出版的书,我还要书吗?请原谅,我不需要了,再见。”就是这么简单。马克·吐温遭受的冷遇还算好的,他总还能见到握有生杀大权的出版公司老板本人。过去了二十一年之后,卡尔顿再次见到马克·吐温,说:“我主要是个无名之辈,不过我有一些荣誉使我有资格不朽——也就是说:我曾拒绝了你的书,而凭了这一点,我成了19世纪的头等蠢驴,没有谁能跟我竞争。”
“蠢驴”也是分层次的,由于位列“头等”,卡尔顿还保有了可贵的坦诚,坦诚后边毕竟有几分歉疚之心。人能够怀有歉疚之心,就有进步的可能,他即便做过头等蠢事,他也是可以原谅的。失去了歉疚之心,那就沦入“蠢驴”的泥坑中打滚儿,不得起身了。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失去了歉疚之心,不管曾经做过多少蠢事,不管曾经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过,都不会歉疚,都不忏悔,那就不可救药,万劫不复了。
美国在对待马克·吐温的态度上,就犯下过“蠢驴”一样的错误;直到马克·吐温写这部《自传》的时候,也没有纠正。美国的大学,每年把总数达两百五十个名誉学位,授予不足道或昙花一现的人物——那些在十年中便会消声匿迹永远不为人知的人物——却没有一个学位是授给马克·吐温的。马克·吐温坦承这是他的一处秘密创伤,叫他每年难受一次。还好,牛津大学医治了马克·吐温的这处秘密创伤,要授予他一个荣誉学位,邀请他到牛津去。这时候是1907年的5月,马克·吐温的生命只剩下了3年。年过古稀的马克·吐温毫不掩饰自己高兴的心情,用他特有的幽默语气不无自嘲地说:
“我对一个新的学位,像孩子一般地喜欢,就如同一个印度安人喜欢一张头皮一样。印第安人不掩饰他的喜悦,我也不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