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金融家陈光甫1976年台北去世的时候，他的昔日同行好友、中国银行前总裁张公权听到消息很是感怀，如此评价陈的一生，“陈光甫兄见识远大，志趣恢弘，求知不懈。以极少数之资本，在外商银行巨大压力之下，创建一最新式首屈一指之商业银行。”这虽然是好友同人评价，但是却不过分，陈光甫一手打造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称为上海银行）成立于1915年，在当时股份不足10万，到二十年代已经位列著名的“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合称），等到三十年代，其规模已经在民营商业中首屈一指。背后诀窍，和他的个人经营、政商关系等都有关系，而他对于人才的重视也自有一套，这也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上海银行出了不少人才。银行业职位在民国时期因为其稳定和福利好被视为金饭碗，甚至漫画家华君武都曾经在那边低调供职过，在金融方面更是除了不少人才，除了陈光甫的左膀右臂、银行总经理的伍克家等人之外，最为有名的就是后来的中国金融学泰斗资耀华，资耀华后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专业之外的人对资耀华知道的不多，他的女儿资中筠名气更大，但是专业之内的人士考察清代、民国金融，都不得不参考资耀华主导编著的货币史资料。
“世上无完人，也绝无废人”
“在这里，我度过了精力充沛的青壮年时期。”资耀华晚年如此回忆自己在上海银行的生涯，他从1928年进入，一直工作到1950年，担任过调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等职务。从资耀华的经历，尤其可以看出陈光甫一些用人门道。
资耀华刚进入上海银行，就评价这是一家有远见的银行。上海银行注重储蓄及服务，在当时同类中已经高出不少，而随着资耀华与陈光甫接触多了，就评价陈有一特长就是善于用人。事实上，从资耀华如何进入上海银行，也可以看出这是一家如何求贤若渴的银行。
资耀华是湖南人，留学日本后1926年回国，1928年在一家合资银行汇业银行的天津分行工作。这家银行状况不妙，资耀华估计撑不过1928年，事实上也正如他所料。他不愿意和这家银行一起灭亡，思考脱身之计，准备通过自己的老同学唐有壬找工作，唐早年留日，毕业于应庆大学，曾经担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当时正在湖北省银行。结果唐有壬回信说湖北银行是官办银行，未必适合资耀华，但他刚好遇到有位“有作为的大银行家”正在打听资耀华的消息。这位大银行家正是陈光甫本人，他和资耀华素昧平生，但是看到资耀华在《银行月刊》的文章，就有了求才之心，四处打听，结果恰恰遇上资耀华暗中准备跳槽。对于正处于上升势头的上海银行，资耀华早有耳闻，但他自称做梦也没想到有机会去那边工作，看到同学回信，他就准备一下，以请假名义离开天津奔赴上海。当时的陈光甫正在为蒋介石筹款，经历了宁汉合流，国民政府刚刚立足脚跟，而陈算得上新政府红极一时的财经大佬。忙碌之中，陈还是很快抽出时间见了资耀华，得知资不打算再回天津之后，非常高兴地说“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从此，资耀华留在上海银行多年，不仅给出很多中肯提议，而且与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等共同建立联合征信所，日后也为开拓上海银行在天津的事业出力不少。
资耀华回忆，上海银行招聘人才的办法很多，登报、与学校联系、熟人介绍，但都要考试，“必须要经过笔试、口试和体格检查三个环节，德、智、体三方面具备才能录用，否则即便是银行高级职员的子弟或亲戚也不录取。” 而陈光甫宗旨之一就是，世上无完人，也绝无废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扬长避短，尽量发挥其特点，设法防止其缺点。陈光甫的这番话不是高调，而是行动。更为关键的是，旧中国看重同乡关系，这也与社会缺乏信任有关。当时上海金融届无论新旧，也都有帮派，据说分为镇江派、官派、学生派、广东派、杂派等，“用的都是同乡亲戚，尤其是负责的高级职员，必须是关系人物”，所谓江浙财阀等说法也是基于此。然而陈光甫并不如此，他是镇江人，资耀华等行内高级职员则各地人都有，这点即使在一般员工看来也是如此。曾经有上海档案馆采访上海银行老员工，有人如此回忆当时情况，“陈光甫用人只重才，亲戚朋友没有才的话，照样不用。他有个女儿，女婿叫吴世爵，一直在上海银行的存款部工作，一直没有提拔；还有一个小舅子，也是我们银行的普通职员。”
“一心想发财的不要在我这里干”
上海银行特别重视人才的培训，不仅有针对在职员工的培训，还有公开的培训班。这和中国传统也不尽相同，对比当时流行的学徒制度，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而且师傅往往还倾向于留一手。陈光甫不吃这套，曾经批判旧模式无法出人才，“一爿商店，收了一个学徒，做先生的从来不肯化些功夫，尽心尽意地教导他，随他自己慢慢学习领会。聪明有志气、要上进的人，还能学得一些生意经络，否则糊里糊涂地做了先生一生的侍者，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因为他总是亲自挑选并且一手培训业务骨干，所以有种说法是陈光甫“宁可招收初中、高中学生进来后再培训，然后分配工作，觉得比留学生、大学生更适用，大小事情都肯做”。
当时上海银行培训不少是直接送往英美，资耀华自己曾去美国进修，受益不少，而他也担任过第一期、第二期培训班教官。对比资耀华这样的空降高管，培训班更是上海银行招徕业务骨干的重要途径。这种考试往往一次报名上百人，一次录取不过十来人。
这种培训班很有今天的管理培训生的意味。根据行员回忆，考试科目是国文与英文，英文还需要面试，录取之后实践三年，半天学习半天去业务部门实习，教员也是资耀华等高级职员兼任，课程有银行学、会计学、英语等，而且可以在各个部门轮流转，如此一来，期满后业务都很熟悉，不仅上海银行重视，外界也高看一等。
陈光甫往往把训练班当作自己的“黄埔军校”，对此颇为得意。用人方式的规范化，可能与陈光甫青少年就在海关机构的经历有关，而海关正是中国最现代化的机构。上海银行最初只有7个人，等到业务上了轨道，新入员工都需要考试，考试一般还收费，而且录取比例很低，即使录取了也需要有保人，保人费用大概是两百银元，直接作为存款。就收入而言，上海银行并非最有优势，但是其培训则意味着日后职业的极大加分。从不少人回忆来看，上海银行刚入职员工收入24银元，银行包三餐及住宿，扣除饭费及强制储蓄之外，到手不过7、8块，也仅仅比上海一般店员高一些，但是三年转正之后就有50块，而且这三年可以学习到很多业务知识，这也保证了衣食无忧。
“银行是我，我是银行”
上海银行重视员工福利及企业认同。陈光甫一直强调“银行是我，我是银行”，这与他留学美国时学习到的管理经验分不开，这种重视员工的做法，其实也是最大员工激励的做法。不少老员工回忆起来，都表示入了门就努力工作，甚至不得不佩服陈光甫笼络人很有一套。
陈光甫自己生活简单，房子甚至没有副总经理的好，但他对员工宿舍费心不少，安排班车接送，也安排不少文体项目，屡屡劝人多读书，甚至还用自己嫌大而不住的洋房办了海光图书馆。上海银行员工不仅包三餐，而且有住宿，上下班也有班车，还安排有强制储蓄，员工储蓄一部分，银行也出相应部分。等到银行1930年增值扩股五百万时候，还采用了资耀华的提法，拿出一百二十万员工按照资历不等大小入股，这种做法其实在日本很普遍，但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是很特别，因此员工士气大振，存款也从六千五百万激增到一亿五千二百万有余。
除此之外，上海银行对员工要求很高，比如每天八点前到银行，除了陈光甫都要签到，员工去舞厅之类流连往往要被警告甚至开除，培训班员工也是要求严格，连头发长短都有规定。曾经有人回忆某次培训班报名500人，录取16人，结果有人刚录取后晚回宿舍一会，马上就减少为15人。即使如此，上海银行在就业市场还是很受欢迎，员工入门后工作努力，而且内部关系也比较融洽；正是因为有这些业务以及道德培训，员工在外面也颇得好评，不少人都希望进入。
上海银行看中服务，因此培训班以及员工一进门，就灌输服务社会为本精神，强调“一心想发财的不要在我这里干”，也将各种新旧道德作为日常教化灌输，强调“服务”为我人之第一信条，着重人格道德，“服务社会之要端，第一为‘信用’，有信用诸事无不轻而易举；第二为‘智’，有大智方能通盘筹划，为社会谋福利；第三为‘礼貌’，有礼貌，社会秩序始能安定；第四为‘义’，有义气，人与人间不致发生无谓之纷争；第五为‘仁’，应宅心忠厚，宽恕待人。”
两个例外
中国是人情社会，银行是人的机构，陈光甫多年坚持用人如此，其实很不容易。上海银行用人规范，也曾经破例过，但是从下面提到的两个特例，倒是更可以看出制度之严。
先说上海滩曾经的黑道大佬杜月笙吧，他自己发达之后也学别人创办银行，开了家国民银行，一直依赖其重要亲信苏嘉善帮忙。到了民国十九年，杜月笙的国民银行折腾之后，差点倒闭，易名为中汇银行。这个时候，苏嘉善却卧病垂危，根据相关记载，杜月笙过来探疾，苏嘉善握手做了临终心腹之言，表示自己的病不会好了，家小的生活大致没有问题，但是需要托付一件事，也就是他的大儿子中学快毕业了，想吃银行饭。杜月笙听说了本来一口答应，保证他一出学堂立刻找好银行差使，还问那一家银行比较合适。结果苏嘉善的回答却让杜月笙为难了，苏指定要去上海银行，“顶好是上海商业银行，因为那边对新进的练习生，训练严格，管理又好”。面对两眼巴巴的昔日好友，杜月笙倒抽了一口冷气，表面上说一定办到，心中却暗叹，为什么偏偏要挑上海商业银行呢，原因就在于陈光甫不仅和杜月笙素无来往，而且上海商业银行任用人员不卖面子不讲人情在上海是出了名的。
连杜月笙都感到为难，可见上海银行受欢迎之程度及门槛之高。当然，最终陈光甫还是买了杜月笙的面子，这也是放长线钓大鱼，等到上海银行日后遭遇挤兑，除了张公权的中国银行支持，据说杜月笙也出了不少力。
另一个例子牵涉到苏州分行，这次是陈光甫特别交代安排某人进苏州分行，管事的人表示为难，因为招考已经结束，而且陈光甫一向对用人要求严格，为何自己破例？如此一来，陈光甫才解释了原由，原来某人是民国政要张一麟“推荐”的，而张算是陈的救命恩人。个中原委，又要追溯到1913年，陈光甫还在江苏银行任职。当时局势不稳，银行不得不在军阀混战中左右应付。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四处缉拿革命党，他发现炮轰江南制造局的肇和兵舰的资金来自江苏银行，顿时觉得这是支持叛军，马上下令逮捕江苏银行总经理，而该行总经理正是陈光甫。这个手令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麟（亦作张一麐）看见，张一麟是前清举人，也是袁世凯信得过的人。1908年袁世凯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项城原籍，张一麟也随之解职还乡，二人算是患难之交。张是江苏吴县人，跟陈光甫算是老乡，对陈也有些了解，张一麟看到手令之后，马上找袁世凯，表示陈应该是面对军人持枪威逼之下的无奈，应该查实后再处理，袁世凯觉得有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陈光甫躲过一劫后，觉得官家银行的饭不好吃，同时萌生了自己做银行的念头。日后张一麟去职闲居苏州，人称仲老，这次安排进上海银行的人是他的亲属。对于张的交代，一向不讲情面的陈光甫却一应照办，毕竟背后有着救命之情。
资耀华的评价
回说资耀华，他一生被蒋介石和毛泽东接见过，前者表示“抗战有功。很好，很好”，后者则表示“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有趣的是，两方面“很好”的评价，都是因为他在天津的工作，前一个是在抗战期间，后一个则是在内战期间。1949前后，当时北方局势变化早于南方，陈光甫从1949年初就在香港，上海银行国内诸多新旧接替工作，都与资耀华有关。他甚至最后也担任过上海银行大陆总经理，借此推动了上海储蓄银行的公私合营。
1949年后，资耀华受李济深与周恩来等人委托，亲自邀请在香港的陈光甫回大陆，条件是来去自由，陈光甫表示公私合营后可以来“北平暂住”，在1950年还派了一位副董事长和一位董事参加了公私合营筹备。资耀华还积极在北京给陈找房子，最后在方家胡同看中一个三万五千美金的房子，正在讲价阶段，“三反五反”开始，不仅前面所说的两位香港来客匆匆离开，陈光甫来北京的事也告一段落。资耀华本人也坎坷不少，个人遭受批判，转向沉默，他从此和香港不通音讯三十余年，不少海外故人以为他已经离世。等到80年代有能力再去香港时，陈光甫早已不在，他感叹只能“凭空悼念”。
资耀华晚年接受采访，总结评价陈光甫有六大过人之处：一、知人善用，不拘一格；二、重视职工，调动积极性；三、深思远虑，不断创新；四、了解现实，掌握信息；五、不择巨细，汇成洪流；六、抗拒强权，为国争光。其中，前两点都是和人才有关。对比之下，陈光甫对资耀华的评价是“才学兼长，服务精勤”，而1949后局势发展，也使得资耀华也不在他的控制之内。据说陈光甫晚年感叹，“以前我不听庄得之，现在资耀华不听我的”，庄得之是上海储蓄银行的董事长，买办出身，在上海储蓄银行创办之初出了大部分股份，陈光甫是总经理，原本股份很少，但是基本控制了上海储蓄银行的管理权，甚至到了后期有人说董事长应该由总经理兼任，但是庄得之一直董事长直到去世，这也是陈光甫的过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