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布讣告，该校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的荣誉退休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丹尼尔·卡尼曼于当天去世，享年90岁。
卡尼曼将自己定义为一名心理学家。作为心理学家，他在认知心理学和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作为一名学者，他的影响更是远远超出了心理学，尤其在经济学领域影响巨大。
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如日中天，经济学家狂热地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殖民”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卡尼曼反其道而行之，和几位合作者一起用心理学理论对经济学实施了一把“逆向殖民”，并成功地创立了新学科——行为经济学。2002年，他因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曾经，经济学理论几乎完全是以理性人假设作为出发点。正是卡尼曼和其合作者的工作，让“非理性”成为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该领域的几个重要理论几乎都可以在卡尼曼那里找到源头。
早年岁月
1934年3月5日，卡尼曼出生于现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他的父母都是从立陶宛移民到法国的犹太人，平时居住在巴黎。当时，他的母亲正好去特拉维夫探亲，作为犹太人的卡尼曼就这么巧地在犹太人的故土降生了。
卡尼曼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他的父亲以法莲·卡尼曼（Efrayim Kahneman）在欧莱雅公司（L'Oréal）担任研究主管，有着不错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一家人的生活也相对安逸。但几年后，纳粹的铁蹄横扫欧洲，卡尼曼岁月静好的童年生活结束了。1940年，随着纳粹德国的进攻，法国的社会和经济陷入双重混乱，卡尼曼一家的经济状况也急转直下。不久后，纳粹德国占领巴黎，在纳粹的搜捕中，以法莲被投入了集中营。在其原雇主、欧莱雅的创始人尤金·舒勒（Eugène Schueller）的斡旋下，以法莲在 6 周之后被释放。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巴黎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了。于是，以法莲带着全家逃亡到法国中部暂住。1944年，罹患糖尿病的以法莲因缺少治疗去世。所幸在几周之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之后，法国光复，失去了顶梁柱的卡尼曼一家终于摆脱了战争的阴霾。
1946年，卡尼曼随母亲搬到了他的出生地特拉维夫。在那里，他喝到了5年来的第一杯牛奶，享受了一段短暂的平静。两年后，随着以色列建国，他又被卷入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旋涡，再次在炮火纷飞中经历了生死。一直到10个月后战争结束，卡尼曼的生活才重新稳定下来。在经过了长期的颠沛流离后，卡尼曼终于拥有了祖国，但他却一直很难融入这个新的国家。虽然他很快学会了希伯来语，但在家里却一直说法语。卡尼曼不太愿意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而更愿意像老学究一样读书思考。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经历了太多的生命无常，那时的卡尼曼对上帝的存在、生命的意义这类终极问题更感兴趣，并一度想成为哲学家。但移居特拉维夫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心理学。
按卡尼曼自己的说法，他是想借此弄明白是非对错在人们心中的起源。卡尼曼在15岁时做了一个职业倾向测试，结果显示他最适合成为心理学家，这让他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1951年，卡尼曼高中毕业，进入希伯来大学学习，选择了心理学专业。那时，心理学有两个主要流派：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和以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卡尼曼对这两者都不喜欢。
一方面，由于不堪回首的童年，卡尼曼很排斥弗洛伊德的那套通过挖掘童年阴影来解释人们心理问题的思路；另一方面，他对斯金纳那样穿着白大褂，变着法折磨小白鼠的研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类研究完全忽略了对人类行为的关心。相比之下，卡尼曼更痴迷于格式塔学派的理论。他关心的是人脑是如何将碎片化的知识整合为一个连贯的图像，社会因素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另外，他也对神经科学感兴趣，甚至一度想成为神经学医生。不过，当卡尼曼知道学医要经过十分艰苦的训练后，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1954年，卡尼曼大学毕业，以少尉的身份开始服兵役。在部队的第一年，他在步兵部队担任一个排的领导。随后，他因学习的是心理学专业而被调到以色列国防军心理部门，负责对新兵进行面试，考察他们应该被分配到什么岗位。起初，卡尼曼的面试主要靠直觉，但他很快发现，这样的结果很不准。按照他后来的说法，这是受到了“有效性幻觉”（Illusion of Validity）的干扰。为了克服这个干扰，卡尼曼编制了一个新兵的面试量表，从多个维度评估新兵的能力。实践证明，基于量表评估的准确率要比直观评估高很多，这份量表被以色列军队沿用了几十年。
1956年，卡尼曼结束了军旅生涯。希伯来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决定资助他出国继续深造。但当时的卡尼曼深感自己基础知识不足，选择先留在以色列自学了 1年多。
1958年，他前往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在伯克利分校读书时，卡尼曼全面而系统地学习了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不过，根据他的回忆，他读博期间最重要的智力收获却并非来自研究生院，而是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镇的奥斯汀·里格斯（Austen Riggs）诊所。
1958年夏天，卡尼曼在那里学习了几个月。通过和大卫·拉波特（David Rapaport）等专家的交流，卡尼曼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关于注意力资源分配的问题，以及对“事后聪明式偏见”（Hindsight Bias）行为的最初思考。
1961年，卡尼曼在苏珊·埃尔文（Susan Ervin）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文是关于语义分析中形容词之间的关系，内容本身十分沉闷，以至于埃尔文在评阅论文时“如同在泥泞中艰难行进”。但对于卡尼曼而言，写作时却十分享受，因为这使他能够从事自己最喜欢的两项工作——复杂相关结构的分析和FORTRAN编程。
初入学界
在伯克利分校取得博士学位后，卡尼曼回到希伯来大学任教，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在最初几年中，卡尼曼的研究集中在视觉感知和注意力方面，为此他专门建立了一个视觉实验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1965年，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卡尼曼再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在密歇根大学时，他和一位叫杰克逊·比蒂（Jackson Beatty）的研究生一起研究人在催眠状态下被要求复述数字时瞳孔的变化状况。他们发现，人在听到数字时，瞳孔会稳定扩张，在复述数字时瞳孔则会稳定收缩。这表明在短期记忆任务中，瞳孔收缩可以被用来作为考察人脑处理状态的指标。这个成果很快就被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并受到了广泛关注。随后的一年中，他们又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又有两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这一系列的工作让卡尼曼声名鹊起。在结束了博士后工作后，他向希伯来大学要求终身教职。对此要求，希伯来大学不置可否。于是，卡尼曼一怒之下决定先不回以色列，而是到哈佛大学担任一年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的日子让他收获良多，不仅获得了很多研究灵感（如关于选择性倾听的课题），还结识了英国心理学家安妮·特莱斯曼（Anne Treisman）。日后她成为卡尼曼的第二任妻子。
在结束了哈佛大学的一年访学后，卡尼曼又到剑桥大学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1967年秋，希伯来大学终于同意给予卡尼曼终身教职，于是他放下了对母校的心结，回到了以色列。
特沃斯基
回到希伯来大学，卡尼曼除了给本科生授课，还要主持研究生的讨论班。在讨论班上，他会邀请不同的学者做研究内容的报告。
1969年的一天，他请来了自己的年轻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做报告。特沃斯基比卡尼曼小 3 岁，是一位数理心理学家。他在密歇根大学读的博士，理论上应该和卡尼曼有很多交集。不过实际上，在这次讨论班之前，两个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以色列都少有交集。原因是他们的研究兴趣相差甚远，卡尼曼更专注于实际问题，特沃斯基则醉心于用数学来描绘心理理论。
当时的特沃斯基正和合作者写作一部名为《测量基础》（Foundations of Measurement）的艰深著作，这部书中都是数学领域的内容，在卡尼曼的讨论班上报告显然并不合适。为了避免尴尬，他报告了自己在密歇根大学的导师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的一项实验。在实验中，研究人员把两个装满了红、白两色筹码的袋子放在被试者面前。其中的一个袋子里红、白两色筹码分别占 75%和25%，另一个袋子则正好相反，红、白两色筹码分别占 25%和75%。被试者被要求从中任选一个袋子，并一个个往外拿筹码。被试者每拿一个筹码，就需要向研究人员汇报一次他认为袋子里究竟是红筹码多还是白筹码多。
根据特沃斯基的介绍，被试者的猜测会根据抽出筹码的颜色而不断调整，其行为模式十分类似于贝叶斯公式的预测。但卡尼曼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看来，人脑在思考时并不会自发地参考什么数学公式，而是会更多地依靠直觉。面对卡尼曼的质疑，特沃斯基也不甘示弱，于是两人就在课堂上争辩起来。下课之后，他们还不过瘾，就这个问题多次约饭进行讨论。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这场学术争论意外地让素来沉默孤傲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成为挚友。在卡尼曼的引导之下，特沃斯基最终也动摇了原本的信念，转而同意卡尼曼关于人在决策时会受非理性因素影响的观点。
在此之后，两人开始了长期的合作。短短几年内，他们就一同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并提出了包括启发性偏见、前景理论、框架效应在内的一系列重磅理论。
这些合作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学术界声名大噪，这给了他们走出以色列，去学术更发达的北美闯荡的机会。于是，20世纪70年代，他们商定一起移居美国。此时，有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两人面前，当时的特沃斯基只想去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但无论是其中的哪一所学校，都只愿意接受他们中的一人。因为精明的校方知道，对于如此深度合作的两位学者，只要挖到了其中一位，就可以拥有他们的合作成果。如果一次性招了两人，就等于多负担了一个人的薪水。最终，在特沃斯基受聘斯坦福大学后，卡尼曼受聘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86年，他离开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受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此后又于1993年跳槽到普林斯顿大学。
虽然他们交流的机会少了，但并没有减少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间的情谊，两人还一直合写文章，只不过合作模式变成了其中一人完成大半部分工作，再让另一个人提出一些意见，然后挂名。这种奇怪的合作方式一直持续到了特沃斯基去世。
“逆向殖民”经济学
在移民北美前，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经被经济学界关注。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邀请他们作为心理学界的代表进行交流。对此，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一开始很高兴。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盛行的当时，要说服经济学家相信自己的研究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特沃斯基向卡尼曼建议，应该花心思去着力影响那些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年轻经济学家。
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很快，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成为他们的合作者和信徒。他们当中就包括后来被誉为行为经济学创始人的理查德·塞勒。
在这些后起之秀的努力下，关于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界从边缘变为了主流。现在，大约每10篇经济学论文中，就有一篇是关于行为经济的。至此，卡尼曼终于不用忍受经济学家的傲慢了。不仅如此，2002年他还成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是说，他以一个心理学家的身份成功跻身经济学界的顶层。遗憾的是，特沃斯基已经于1996年因癌症去世，否则他或许会与卡尼曼分享这个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学家接受了卡尼曼的理论之后，他们又将这套理论扩展到其他学科，这使卡尼曼的学术影响进一步扩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塞勒的影响下，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也成为行为经济理论的信徒。后来，桑斯坦成为法学界的巨擘，并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顾问。他和塞勒一起将行为经济学应用于政策制定，形成了著名的“助推”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卡尼曼的一生，涉猎十分广泛，学术贡献遍及多个领域，发表的论文多达数百篇，要全面介绍其学术贡献很困难。限于篇幅，这里只着重介绍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几个开创性贡献。
启发性偏见
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人的决策行为被假设为是完全理性的。这意味着，在面临不确定情况时，人们会按照概率论公式去进行决策。毫无疑问，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
比如，特沃斯基在卡尼曼讨论班上展示的那个实验，就显然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卡尼曼看来，这个说法并不靠谱。事实上，当他在以色列国防军的心理部门服务时，就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时，人们完全不会根据数据和概率论知识去考察一个新兵适合干什么，而是直接依据直观感受来完成这个判断。在卡尼曼用自己的观点说服了特沃斯基后，两人将这个观点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套理论，即所谓的“启发性偏见”（Heuristic Bias）理论。
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见》（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 and Biases）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首次阐述了这个理论。他们指出：“在面临不确定时，人们通常会依靠数量有限的启发式原理，这些原理将评估概率和预测值的复杂任务简化为更简单的判断操作。”
根据启发来源的不同，启发性偏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给予过高的重视。
比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要求被试者根据对一个虚拟人物的描述来猜测他的职业。根据他们的描述，这个人“非常害羞和孤僻，总是乐于助人，但对人或现实世界几乎没有兴趣。他是一个温顺整洁的灵魂，需要秩序和结构，对细节情有独钟”。在描述完上述特征后，他们问被试者该人更可能是一名图书馆管理员还是一个农民。虽然在这段描述中并没有包含任何关于职业的信息，但结果大多数被试者都认为这个人是图书馆管理员。很显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描述似乎更符合人们对于图书馆管理员的刻板印象。
在后续的研究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还发现，这种代表性启发可能让人们无视额外信息和统计规律。在后续的实验中，他们向被试者描述完这个人的特征后，还额外告诉被试者该人所在的社区的职业构成信息，如“这个社区有70%的农民”。然而，实验显示这些额外信息对被试者的决策影响并不大。
代表性启发的一个特例是“小数定律”，即人们会过度依赖通过对一个小样本的观察来推测总体规律。比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一个实验中，曾问被试者：“已知一个城市八年级小学生的平均智商是100。现在从中选出 50人进行研究，发现其中一人的智商是150。那么这50人的平均智商最有可能是多少？”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101，但实际上被试者回答的值要比这高得多，这主要是因为那个高智商的孩子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第二类是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由于人的知识和思维能力都是有限的，在决策中，他们会更倾向于以自己容易获取的信息为参考。比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曾在一个实验中问被试者：“如果从英文文本中随机选择一个词，那么它以K 开头的概率和它的第三个字母是 K 的概率哪一个更高？”结果显示，被试者明显倾向于认为以K开头的概率更高。但事实上，在常见文本中，第三个字母是 K 的单词出现概率要比以 K开头的单词出现概率高两倍。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这是因为思考以K开头单词出现概率是相对容易的，当被试者发现其概率不小时，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它的概率比第三个字母是K的概率更高。
第三类是调整性启发（Adjustment Heuristic）或者“锚定”（Anchoring）启发式。这种启发性偏见指的是人们在进行估算和判断时，会更倾向于在一个“锚点”的基础上来进行调整，即使这个锚点未必和问题有关。
比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在实验中，他们先要求被试者估算非洲究竟有多少国家。然后，他们要求被试者转动一个标有0到100的数字转盘，得到一个数值，并问他们认为自己估算的非洲国家数比这个数值大还是小。随后，他们继续要求被试者估计联合国成员国里有多少个非洲国家。很显然，联合国里面有多少个非洲国家完全和转转盘得到的数字无关。但在实验中，被试者对后者的估算明显受到了前者的影响。如果他转到的数字是10，那么他报出的估算值平均为25；如果他转到的数字是25，则报出的估算值平均为45.8。
很多时候，这种启发式的决策方法十分实用，可以大幅减少决策成本。然而，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决策方式却会造成很多问题。一类典型问题是“过分自信”（Overconfident）。在实践当中，人们经常会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及某些片面的信息认为某事很容易处理，这种草率可能会让他们陷于失败的境地。另一类典型问题是“事后聪明式偏见”。它指的是人们在事后总是会根据直觉或某些信息，认为自己在事前就已预测到了事件的结果。比如，在某些重大事故发生之后，总会有人说事故的原因是很显然的，本来可以避免。但实际上，如果放在事前，这些事故原因未必能够很容易被发现。因而，“事后聪明式偏见”效应很容易造成对事故责任的简单归因和归责。
前景理论
在行为经济学兴起前，经济学倾向于用期望效用理论来分析人在不确定性下的决策。根据这种理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会分别计算每一种状态下可能得到的效用值，将它们根据状态发生的概率得出一个期望效用，以此来作为行动的指标。
比如，某人玩抛硬币游戏，如果抛到正面，他可以得到100元；如果抛到背面，他什么也得不到。假设硬币正反的概率都是 50%，他个人从游戏中得到的效用是所得金额的开方，并且玩这个游戏需要花24元，那么他会玩这个游戏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抛到正面，得到的效用将是 10 个单位；如果抛到背面，得到的效用将是0个单位，最终其期望效用为5个单位，这等价于25元带给他的效用。因而，花费24元来玩这个游戏对他来说就是划算的。
现实中，人们对于风险的倾向是不同的，有的人偏好风险，有的人则回避风险，这种区分可以用期望效用函数来定义。如果一个人的期望效用大于收益期望值所带来的效用，那么他就是偏好风险的；反之，他就是回避风险的。比如，在上面的抛硬币游戏中，玩家可以从游戏中获得的期望收益为50元，对应的效用为7.07单位，如果一个人从这个游戏中获得的期望效用高于这个值，那么他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反之他就是一个风险回避者。
在很多情况下，期望效用理论可以很好地预测人们的行为，但在一些情况下，它也存在着问题。比如，人们其实会在不同的状态下，对风险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
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曾做过一个实验。他首先让100个被试者在A、B两个赌局中进行选择。在赌局A中，他们有100%的机会能得到100万元；在赌局B中，他们有10%的机会能得到500万元，有89%的机会能得到100万元，有1%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结果，绝大部分的被试者都选择了赌局A。根据期望效用理论，被试者更类似于风险偏好者。随后，他又设计了 C、D 两个赌局让被试者进行选择。在赌局 C 中，他们有11%的机会得到100万元，89%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在赌局D中，他们有10%的机会得到500万元，9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结果，绝大部分的被试者则选择了赌局D。根据期望效用理论，他们又更类似于风险回避者。很显然，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很难对上述实验现象作出良好的解释，经济学中将其称为“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
那么，上述的悖论应该如何解释呢？针对这个问题，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论”。根据前景理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会关注某一个财富的参考点。相比于财富的总量，他们会更加重视财富相对于这个参考点的变化。当面临收益时，他们会更倾向于风险回避；而当面临损失时，他们会更倾向于风险偏好。一般来说，一定数量的财富减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将会远大于同等数量财富增加给人带来的快乐。例如，丢失 100元的痛苦会远大于得到 100元带来的快乐。此外，人们的风险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前期决策结果的影响。具体来说，前期盈利可以使人的风险偏好增强，还可以平滑后期的损失；而前期损失则加剧了以后亏损的痛苦，风险回避程度也相应提高。
运用前景理论，就可以很好地破解阿莱悖论：当人们被要求在阿莱安排的A、B两个赌局中进行选择时，赌局A中的100万确定收入会被视为一个参考点。如果他选择了赌局B，那么他就有 1% 的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这带给他们的痛苦将远大于10%概率获得500万元所带来的快乐。而在C、D两个赌局中，本来他们就有非常大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他们将此作为参考点，那么放手一搏赢得 500 万元所带来的快乐，将会远高于以略高一点点的概率得到100万元的快乐。
在后续的研究中，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继续对前景理论进行完善。例如，在与塞勒合作的一项研究中，他们指出了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的作用，即当人们拥有某个物品时，他们会非常倾向于持有它。他们用一个简单的实验说明了这一点。当一群被试者被预先发了一个马克杯后，他们并不愿意用它来交换巧克力；而当另一群被试者被预先发了一块巧克力后，他们也并不愿意用它来交换马克杯。尽管禀赋效应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它却可以解释很多用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比如在金融市场上，大批股民明知道自己的股票未来走势不会很好，却很不愿意将它们抛出，这就是禀赋效应的一种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前景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当时他们将这个理论同时写成了多篇论文，分别在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期刊上发表。结果，那篇1979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上的《前景理论：对风险决策的分析》（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到笔者写作本文时，其谷歌引用量已经达到了8万多次），而同期发表在心理学刊物上的几篇论文则应者寥寥。正是这一次墙内开花墙外香促成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后来更多地投身到经济学界。
但尽管如此，他们还依然将心理学视为自己的主业。或许这本身就是前景理论和禀赋效应的一个案例，毕竟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会给他们带来快乐，但这可能并不足以抵消让他们放弃心理学这个旧业所带来的痛苦。
框架效应
所谓“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指的是人在进行决策时会受到背景环境的影响。
在 1986 年发表的论文《选择、价值和框架》（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用一个公共卫生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框架效应”。
他们安排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要求被试者想象自己正在面临一场疾病的暴发。如果不进行任何干预，预计这种疾病将导致 600 人死亡。现在，政府已经提出了两种对抗这种疾病的方案。如果采用方案A，将有200人获救；如果采用方案B，有1/3的概率会让600人都获救，但有2/3的概率会导致所有患者死亡。在描述完上述设定后，被试者被要求选择一个更为喜欢的方案。结果有72%的被试者表示他们更喜欢方案A。
然后，他们让另一群被试者也考虑类似的选择。他们给出了C、D两个方案。如果采用方案C，将会有400人死亡；而如果采用方案D，则会有1/3的概率让所有人获救，有2/3的概率造成所有人都死亡。结果，在这群被试者中，有78%都表示会选择方案D。
如果对上述两组选择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们给出的选项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在第一组选择中，给出的方案A强调了可以拯救的患者数，这会引起人们更为关注收益中的风险程度。这会让他们感觉方案 A 的确定拯救 200人要比方案B的期望拯救600人要好。在第二组选择中，对死亡的强调则会唤起人们对损失的风险偏好。他们会认为，与其让400人确定地死去，倒不如尝试一下冒险，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人获救。
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后，有很多学者对框架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塞勒。在与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合作的一项研究中，他在框架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的概念，并用它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一些反常现象。
根据金融学的理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应该根据情况的变化对资产组合不断进行配置，当他发现某项资产未来收益堪忧时，就应该及时抛出它们，并将资金配置到更优质的资产上。但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大批股民在经历了股票暴跌后都不会愿意“割肉”并重新配置资产，更愿意坐等它重新回本。塞勒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因为投资者人为地为不同的资产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心理账户，将它们的盈亏独立地进行了核算。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就会过分关注某个个股的涨跌，而非整个资产组合的收益变化。
体验到的幸福感
在涉足经济学领域的早期，卡尼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的决策偏差问题上。在学术生涯的晚期，他又把关注的焦点重新移回早年关注的享乐心理学问题，并尝试将这个理论和经济学相结合，从而探索一套基于体验的幸福感（Experienced Well being）的经济理论。
卡尼曼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人的认知偏差不仅会导致他们的行为偏离最优，在一些情况下，人们还会因为错误估计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幸福后果，从而让自己的行为难以达到最优的结果。
在2000年的论文中，他指出人们倾向于使用“过渡规则”（Transition Rule）来思考问题，他们对于某个新情况的初始预测通常很准确，却会把这错误地用作预测该情况的长期影响的代理变量。因此，他们总是会倾向于低估适应带来的效用后果，夸大生活中的变化所导致的效用变化。在现实生活中，卡尼曼所说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比如，人们在减肥初期，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觉。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会认为这种不适感会很长久，但对于减肥成功带来的好处却难以感知。这种感知上的偏误很容易让人们在减肥过程中半途而废。
在卡尼曼看来，幸福应该是经济学关注的最终对象，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应该以纠正人们对幸福感知的偏误，引导人们以实现幸福的最大化为目标。基于这一理念，他和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neger）一起，建立了一套“国民幸福指数”。这个指数包含四级指标体系：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每一级指标体系都由若干个指标构成。在计算每一级的指数后，再通过加权平均得到最终指数。虽然这个指数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成为GDP之外，用来评估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后续的研究中，卡尼曼围绕着经验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进行了很多的工作。根据谷歌学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几篇论文都是关于这个主题的。
快思慢想
2012年，卡尼曼出版了《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一书。这本书是一部通俗读物，学术性并不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其看成卡尼曼对自己学术成就的一个总结。
在这本书中，卡尼曼指出人类的认知系统包含两个部分：系统1和系统2。其中，系统1反应快速、依赖直觉，几乎不需要我们的努力就能完成任务；系统 2 则具有惰性，它的工作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不过它也更为理性和精确。
在卡尼曼看来，启发性偏见、前景效应、框架效应等问题，就是由于人们在决策时太多依靠系统1。因而，为了克服它的干扰，人们需要在很多时候让思考慢下来，让系统 2 更好地发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卡尼曼并没有像很多学者那样，仅仅只是告诉人们出现了哪些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还针对现实中的认知偏差提出了一些应对之道。比如，他提醒人们，在决策时应该意识到启发性偏见的存在，主动对这些偏差进行矫正；对于“事后聪明式偏见”问题，他则建议引入一种“事前验尸”的思路，在事故发生之前就假设它已经发生了，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项目进行全面的评估。
此外，他还告诉人们，其实这些认知偏差并不完全是问题。如果善于利用它们，反而有助于改善很多政策。卡尼曼的这个建议当然是正确的。事实上，包括桑斯坦在内的很多学者已经将卡尼曼的上述思路用于实践了。他们在环境、能源、法律等多个领域都利用人的认知偏差进行政策“助推”，从而让政策的执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在逆境中追求成功
卡尼曼生命的最初十几年无疑是不幸的：童年丧父，颠沛流离，忍饥挨饿……或许，正是这些磨难导致了他早期的孤僻和不合群。但是，这些磨难并没有打垮他。虽然现实世界战火纷飞，但他却从书本和知识中寻求到了宁静。在战争阴霾散去，生活重归于平静之后，他并没有执着于过去留下的创伤，而是选择最为积极的享乐心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将探究幸福的秘密作为自己的追求。在意外与特沃斯基结识后，他又积极地抓住了珍贵的友情，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创造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现在，卡尼曼毫无疑问已经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