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何文勋看去的方向便是防空洞入口方位，这几十年，他时常就这样站在窗前，一看就是十多分钟。
1951 年5 月12 日，何文勋接到由兴仁前往册亨县救灾的任务，临行前拍的第一张照片。
何文勋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
何文勋整理当年的一些资料。
何文勋家里阳台上种植了几盆植被，没事时，他会给它们浇浇水松松土，打发时间。
防空洞内的面积有两三百平米，是几十年前何文勋亲自带人修建完成的。
防空洞就坐落在何文勋家楼下，入口也十分隐蔽，不知道的人根本发觉不了。
何文勋整理当年的一些资料。
因为秘密被人误会
很多人都觉得何文勋是一个不近人情的老头。
他所住的房子周围砌着围墙，这意味着，许多住户要从这里路过，得随着围墙绕路。有人找何文勋商量，能否在围墙上开个门，这样住户们就能直行通过，不用绕路。这被何文勋直接拒绝。
附近新修的一所中学，想在地下修一个化粪池，被何文勋知道了，直接找到对方校长，要求对方不能修。
但在何文勋看来，这些都不是自己不近人情，而是都与脚下的秘密息息相关，自己无法说出口来解释，只得默默承受住委屈，让邻居们误会。何文勋笑着说，我知道很多人都把我叫“何老者”，是因为我平时“爱得罪人”，并且见到对脚下这个秘密不利的事情就要阻止。虽然时常被人误会，但何文勋并不后悔，“我坚持自己的原则做事，一不贪，二不抢，没人能戳我的脊梁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何文勋需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人帮他继续把秘密守护下去。“我现在86岁了，不知道哪天就不行了，这个秘密也要跟着我进坟墓。”何文勋说。
几年前，何文勋的隔壁搬来一个邻居，是一个小学教师。“我每天都在暗中观察。”何文勋告诉本报记者，这个老师所在的学校在10多公里外，他都是准时上课，从不迟到。除此之外，何文勋还平时找点事情请他帮忙，也从不啰嗦。
此时的何文勋就像退隐江湖的扫地僧，默默地观察着邻居的一举一动。如果值得他的肯定，就会将“功夫”尽数传给这位邻居。
他觉得这个小学老师是个不错的人选，勤劳，善良，没有太多的社会交集。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曾经当过游击队员
何文勋是盘县人。在他6岁时，父亲和大哥被土匪掳去，需要300大洋才能赎回，但还没来得及凑够钱，土匪们就把父亲和大哥杀害了。之后，何文勋和母亲相依为命，原先不错的日子也越过越穷。因为贫穷，他甚至没有多余的钱去完成学业，如此，初二还没有读完，他便辍学在家。
和村里大多数青年一样，何文勋18岁时就早早地结婚了，然后和妻子在家拉牛犁田。
但他并不甘于这样的生活，他找到一个在当地参加游击队的亲戚，表示自己愿意加入游击队。经过引荐，他见到了当时的地下党员，“腰间别个手枪。”何文勋回忆，当时地下党员还提醒说“搞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倾家荡产，你还愿意吗？”何文勋点头。
在记下名字和按完手印后，这位地下党员告诉何文勋，回去不要公开身份，以后有什么事，会来通知你。
这是何文勋的第一个秘密。他把这个秘密一直守到盘县解放后，游击团成立。公开身份后的他被编入三营九连，负责帮战友写信念信等后勤工作，因为是当地人，他还负担着翻译以及打听当地土匪的工作。
“我想去参加抗美援朝，然后被派到兴仁军分区学习，但后来发现我是家里的独子，并且有妻子和孩子，并没有让我上战场，而是直接从部队转到地方。”何文勋回忆说。就这样，何文勋来到册亨县，在1951年的一个夏天。
他并没有想到，在这里一呆，就是一辈子的时间。
去册亨，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随着自己所在的经济贸易队，给当地人运送救灾物资。彼时，册亨的食盐匮乏，何文勋和他的队友，坐着用木炭燃烧才能驱动的汽车，从兴仁到册亨用了2天的时间才送到。
当时的川盐是黑色的，当地人不愿意要，说很脏。年轻的何文勋又和队友们把盐洗干净，那时候的盐，有鸡蛋般大小，但即使这样，原本3000斤的食盐，一洗之后少了500斤。直到现在，一些老战友说起何文勋当初洗盐的“战绩”都止不住笑。
说出守了40年的秘密
思考了两个晚上之后，何文勋决定把秘密告诉这位小学老师，并且特意交待，从这一刻开始，就代替自己守护这个秘密。
虽然守护这个秘密是个得罪人的活，并且有苦说不出，但这位老师还是答应了。但他后来又对何文勋说，最好能够得到政府的认可，不然自己没有何文勋那么有权威，说的话能让周围的人信服。
何文勋也觉得有道理，于是来到册亨县人武部。
人武部负责宣传工作的潘启松在值班室碰见了何文勋。“我看老人白发苍苍，手上还拿着两本荣誉证书。”潘启松回忆说，老人一开口就说，“你们政委是哪个，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感觉老人说话严肃并且认真，潘启松找来政委任波。
经过一番确认后，何文勋说出了藏在心中40年的秘密。
“我家楼下有个防空洞。”然后他又郑重地解释说，所有的人都以为这里只是一个防空洞而已，实际上这里是准备作为全县防空指挥部使用的，比防空洞重要百倍。说完这些，何文勋松了一口气，这个秘密他守了40年，第一次如此郑重地说了出来。“这个秘密，比背起几十斤黄金压力还大，如果哪一天，这个防空指挥部又利用起来了呢？”何文勋说。
不能留下图纸
1975年，何文勋从省建工厅学习回来，负责规划和城建工作。
此前，《人民日报》传达了党中央“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全国各地由此广泛开展建设防空设施的活动，也正是这一时期，何文勋被武装部一个耿姓政委叫去。然后告诉他这个重要的任务，“县里准备修一个防空指挥部，设计和施工全部由你负责，不能有图纸，更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施工情况。”
何文勋很高兴，“比给了一万两金子都高兴”。这一年的5月，接到任务之后的何文勋就开始踩点，他找到一个荒坡，上面有一处深沟。“这里人烟稀少，并且可以借助深沟进行施工，节约成本。”耿政委同意了何文勋的想法。
“工人我找，你们审查。”从一开始，何文勋就知道这件事的重大性和隐秘性，因此即使是请工人都非常谨慎。得到同意之后，何文勋去兴义跑了半个月，带回来25个工人，这其中，20人是石工，5人是木工。
搭个简易的棚，何文勋就和工人们住了进去，昼夜施工。防空指挥部修了三个月，将原先的深沟挖平，砌上石头，顶部则用石头砌成的拱形建筑，再铺上沥青，最后用泥土回填，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防空指挥部隐藏在荒坡当中。
“在那个年代，运输石头成为当时最难的问题之一。”何文勋说，他找来一些小马车，就这样每车600斤朝荒坡上运，连续运了一个月。
而另一个难题是水泥。那时候，县里刚新建了一个水泥厂，投产不久。有许多建设项目，而能批下水泥并不容易。何文勋找到县委，争取了好一阵，得到6吨水泥。他高兴坏了，就像是得了一大坨金子。
潘启松是土生土长的册亨人，以前听说过册亨有防空洞，但从来都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甚至想过在某一座山当中。直到在何文勋的带领下，他见到这个隐藏在地底的防空洞，在一家医院的X光室后面，里面保存完好，布局规整。按照何文勋当初的规划，这个防空洞里面，修了10个房间，作为发电房、弹药库、机要室等。
直到现在，这个防空洞依旧干净，没有任何渗水的痕迹，还可以使用。
为了印证何文勋的说法，潘启松又专门到县里的档案馆查询，看看是否可以通过当初的一些文件当中找到修防空指挥部的蛛丝马迹。
几番查找之后，一份1975年4月县革委的文件引起了潘启松的注意，上面说的是县财政局自筹5000元资金拨给县战备办公室用于修建防空洞，但关于这个防空洞的位置和相关图纸都没有。
“这从侧面印证了何文勋的说法，并且时间也吻合。”潘启松说。
住在防空洞上面
防空洞修好之后，县里派了专门的人看守。但何文勋注意到，这个负责看守的人在几个月之后就被调走了。“这里必须要有人看着。”何文勋说，之后，他便默默地守着这个防空指挥部。
一把大锁把这个新修的防空指挥部锁住，何文勋只需要检查这把锁是否被破坏即可。1983年，调去审计局工作的何文勋分到了房子。巧合的是，他的房子正好修建在防空指挥部的上面。
“知道我要守护的秘密就在自己的脚下，更加觉得踏实。”何文勋说，从这以后，他就变成了邻居们眼中的“怪老头”。
随着县城的发展，防空指挥部门口修起了新的建筑，被一家银行租用。银行想用这个防空指挥部当作金库，但直接被何文勋拒绝。
再后来，这里又变成了一家医院。防空指挥部门口修了一个房间，变成“X光室”。有一次，何文勋去查看时，发现有人把锁破坏了，里面的一个房间变成杂物室。老人的倔劲一下就上来了，他找到医院领导，要求立即将杂物清理出去，并且换好新锁。
1993年，何文勋患上白内障，视线变得模糊，在他面前的事物只有一个虚影。即使这样，他仍没有忘记抽时间去看看防空指挥部的锁是否完好。
2003年，他的白内障又治好了。孩子们让他去北京上海等地旅游，每次游玩回来，他的第一件事都是先去防空指挥部看看，确认完好后，才能放下心来。多年的守护，使得这里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
历经“文革”后期的混乱，以及其后数十年的世事变换、人事更迭，防空洞的相关档案、资料相继散失，相关部门早已无人知晓有这么一个工程存在。“防空指挥部”成了何文勋一个人的秘密。
渐渐的，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个防空洞，但不清楚具体作用和具体位置，而何文勋就是守护防空洞的人。人们开始理解，他不愿意在围墙上开一道门，是为了防止有心人来探查防空洞的位置；他不愿意中学的化粪池修在这附近，为了防止渗漏，影响到地下的防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