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和区域研究集刊
《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一本由教育部主管，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研究国别和区域问题的综合性学术集刊（季刊：每年的1、4、7、10月出刊，特殊情况除外）。自2021年4月起，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两度入选为CSSCI（2021-2022）（2023-2024）收录集刊；2023年3月，《国别和区域研究》连续两年被评定为AMI（集刊）核心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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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印度洋漫长的贸易历史中，古吉拉特商人的作用不可或缺，近代早期其更是扮演重要角色。古吉拉特商人是印度洋传统商人的典型代表，16~17世纪，古吉拉特商人贸易处于繁盛时期，他们建立起东到菲律宾群岛、西到东非海岸、南至开普敦、北达俄罗斯的范围辽阔的贸易网络，成为当时世界经济交往中一支重要力量。欧洲人入侵印度洋，给古吉拉特商人贸易带来巨大冲击，影响了其贸易航线和商品种类，但短期内仍没有动摇古吉拉特商人在印度洋的重要地位。古吉拉特商人凭借纺织品输出、贸易利润、代理人制度、金融贸易系统等优势，不仅确保其贸易网络的稳定运行，而且促使欧洲人与其建立“伙伴关系”，体现了印度洋传统商人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古吉拉特商人 印度洋 贸易活动 欧洲扩张
【作者简介】
车效梅，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陶 芮，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引论
古吉拉特位于印度西北部，西边和南边紧邻阿拉伯海，是印度农业、制造业和贸易发达区域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古吉拉特航海历史源远流长，自哈拉帕文明以来就有船只、水手和商人，16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不少于41个中小港口，有洛塔(Lothal，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港之一)、坎贝(Cambay)、苏拉特(Surat)、迪乌(Diu)和蒙德拉(Mundra)等著名港口。14世纪始，主导印度洋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开始衰落，其贸易区域越来越局限于西亚和印度西海岸。与此同时，受明朝“海”政策影响，中国商人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大大削弱。
1391年，古吉拉特独立为苏丹国，开启了经济繁荣发展的新章。1573年，古吉拉特成为莫卧儿帝国的一部分。古吉拉特的港口成为北印度的“海门”和进出口贸易的重地。古吉拉特地位的上升为古吉拉特商人崛起提供了契机，而阿拉伯商人与中国商人退缩为他们留出大片发展空间，他们乘机建立并主导着多条贸易路线。然而好景不长，16~17世纪，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接踵而至，冲击着印度洋已有的贸易体系，印度洋传统的亚洲商人遭遇空前挑战，如何应对成为他们不可回避的话题。古吉拉特商人作为其杰出的代表，成为该时期印度洋亚欧贸易冲突与合作的缩影。古吉拉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古吉拉特商人作为古吉拉特参与印度洋贸易活动的主体，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荣与畅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16~17世纪是世界格局发生转变的时期，古吉拉特商人专业的商业素养和成熟的商业模式使他们在变革时期能够更好地适应形势变化，并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
关于16~17世纪古吉拉特商人的研究，国内主要有马思的硕士毕业论文《15-16世纪霍尔木兹贸易发展研究》中提到古吉拉特商人在红海、波斯湾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地位，并对古吉拉特商人贸易网络进行了简要的概述李希的《17-18世纪马斯喀特贸易发展研究》中提到印度巴尼亚商人在马斯喀特贸易和税收方面的主导地位。国外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古吉拉特商人社区的研究，包括起源、职业、组织等;二是对古吉拉特商人贸易活动的研究：三是对古吉拉特商人对欧洲殖民者回应的研究：四是在古吉拉特自身商业贸易以及与其他地区的贸易研究中涉及的古吉拉特商人贸易活动。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探究地区之间贸易活动，没有对16~17世纪的古吉拉特商人在印度洋贸易网络变动情况进行细致研究，尤其是这一变动所体现出的古吉拉特商人在印度洋贸易中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16~17世纪古吉拉特商人印度洋贸易活动为主线，以欧洲人扩张下古吉拉特商人贸易航线、商品类型的发展变化为切人点，来探究古吉拉特商人在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变革时期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一 古吉拉特商人的构成与特征
古吉拉特商人是指所有在古吉拉特进行贸易活动和来自古吉拉特本土由于进行贸易活动在印度洋沿岸地区散居的人。一些学者将古吉拉特商人群体主要分为三类：外国流动商人、从国外来此定居的商人和当地伊斯兰教皈依者。其一，外国流动商人：为贸易来古吉拉特，完成交易后返回本国，多来自埃及、波斯和土耳其等地；其二，从国外来此定居的商人：来自其他国家并在古吉拉特定居，逐渐成为古吉拉特社会的一部分，与原籍几乎没有联系，如信奉伊斯兰教的查勒比人(Chalebis)和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帕西人；其三，皈依伊斯兰教的当地人，如博拉人(Bohras)、科贾人(Khojas)、梅蒙人(Memons)和部分甘奇人(Ghanchis)等。除此三类外，还有介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的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Ammenians)和欧洲商人，本地信奉印度教的巴尼亚人(Baniya)，等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古吉拉特商人广泛分布在古吉拉特各重要港口，坎贝和苏拉特既有印度教商人，也有穆斯林商人。在兰德尔(Rander)，所有的大商人都是穆斯林。在迪乌，有大量来自土耳其的穆斯林商人。可见，古吉拉特商人类型和信仰的多元。
古吉拉特商人虽信仰不同但相互之间商贸合作密切。古吉拉特以造船、象牙雕刻和造纸等行业闻名。具体而言，博拉人主导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的造纸业，博拉人和帕西人先后垄断造船业，科贾人和博拉人共同主导航运业，巴尼亚人垄断放贷业和代理人行业。他们从事固定产业，世代相传。定居国外的古吉拉特商人通常是穆斯林，在航运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在古吉拉特交易时，穆斯林商人雇用巴尼亚人、信仰者那教的商人，有时也雇用亚美尼亚人作为代理人。英国人约翰·弗莱尔(JohnFryer)在其游记中记载：“穆斯林商人对教育子女普遍漠不关心，而且缺乏会计和商业交易方面的培训”，故由巴尼亚人负责穆斯林商人的会计和簿记工作。同样地，印度教徒和信仰那教的商人从古吉拉特到亚洲其他地区开展贸易时，也会雇用穆斯林船主来管理船只航运和贸易。不同教派商人之间为利润最大化而进行的合作，促进了古吉拉特贸易的繁荣。
古吉拉特商人有专业的商业素养。古吉拉特商人自身历史记载较少，这一特点从其他地区人们的记载中可见一斑，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西(AI—Idrisi)记载：“印度人天生崇尚正义，行为刚正不阿。他们诚信和忠于职守的品质扬名海外，吸引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他们的国家。”《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中记载：“坎贝的交易全操纵在异教徒之手，他们是古吉拉特人，有做生意的天赋，他们是懂得商品的人；他们一心一意陶醉于商品买卖的乐趣中，以至于古吉拉特人说，任何有关商品的罪行都可宽恕。各地均有古吉拉特商人居住，他们在贸易上是聪明、敏捷的。他们像我们一样用数字记账，有跟我们一样的书写法。他们不丢弃自己的任何东西，也不奢求属于别人的东西，因此他们在坎贝受到尊重，成为偶像，因为他们通过贸易使国家大大地富足起来。坎贝有开罗商人及许多来自亚丁和忽鲁谟斯的呼罗珊和基兰人他们都在坎贝的海口城镇做大买卖，但是这些人一个也比不上那些异教徒特别是知识方面。我们那些当书记和牙人的，应当去那儿学习。”《霍布森·乔布森》词典记载：“一个巴尼亚人有九个犹太人的聪明才智。”法国商人旅行家塔维尼里(Jean—Baptiste Tavemmier)评价巴尼亚人时说过类似的话“这个种姓的人非常精明，善于贸易，他们可以给最精明的犹太人上上课。”在古吉拉特，除了将工匠、手艺人和商人按照行业集中起来的行会以外，商人群体有一个特殊的机构——马哈詹(Mahajan)。由于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个人和非官方的货币联系，马哈詹提供了沟通的桥梁，它管理着国家不感兴趣的商业活动。马哈詹在某些情况下特指一个城镇中管理所有巴尼亚商人的机构，也广泛地代表“任何聚集或集体的商人团体”。在古吉拉特，它通常代表从事相同商业活动的商人的机构，有一个由选举产生或偶尔由世袭产生的首领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马哈詹关心商业事务，如调节价格、确定汇率和折扣、裁决机构内的纠纷以及代表成员处理与其他马哈詹的纠纷。马哈詹适用于较高的经济阶层，只存在于古吉拉特的大城镇中，管理着所有种姓和宗教的商业团体，故比其他地区更具活力和经济效力。
本文以巴尼亚人为个案展现古吉拉特商人的特点。巴尼亚(Banya)的梵语词源是banik或vanik，含义为商人。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社区，分布在印度北部和德干的大部分地区，在葡属印度(EstadodaIndia)就有大约30000人。巴尼亚人主要扮演两个角色，首先作为萨拉夫(sarraf)，他们分布广泛，塔维尼里记载：“在印度，如果一个村庄没有一个被称为'萨拉夫’的货币兑换商来负责汇款和签发汇票，那么这个村庄一定非常小。”他们主要参与现金交换和高利贷，在莫卧儿帝国内部参与土地税收，从农民那里购买粮食，为农民兑换现金，并经常以农民的预期收人为抵押，向农民提供大笔资金作为信贷。他们向官员甚至古吉拉特的王公大臣提供贷款，以此获得一些政治特权。巴尼亚人维持短期信贷的主要工具是汇票，被称为hundi或hundivi3，是一种将资金从莫卧儿帝国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甚至向国家以外的地区转移的大规模业务。当萨拉夫收到其他地方偿还的贷款和向其他地区提供贷款时，都会运用汇票和进行汇票贴现。萨拉夫在除印度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巨大的影响力，伊斯法罕(Isfahan)有1000~1200名巴尼亚人，除了从事贸易和高利贷活动，巨大的资金流通使巴尼亚人影响了波斯的整个货币市场，并将在印度相同的运作模式带到波斯。在也门，他们引人了延期付款制度，该制度规定，船队离开苏拉特后的任何交易都要在瑙鲁兹(Nauroz，巴尼亚人的新年)或更晚的时候才能支付，他们还在摩卡(Mocha)制造了一种被称为也门元(Yemeni dollar)的钱币，购买力比西班牙元低 21%，在也门所有交易中应用。作为代理人，巴尼亚人在印度的每个港口和城市随处可见，威尼斯旅行者尼古拉·马努奇(Niccolao Manucci)提到了巴尼亚人：“每当一艘满载货物的船只抵达时，巴尼亚商人就会上船，询问船长是否希望出售船上的全部货物，如果出售，他们就用钱来支付，或者提供货物来换取，不管是哪种选择，都立即交易没有拖延，商人们因此可以获得他们所寻找的任何商品。” 巴尼亚人从莫卧儿帝国统治者那里获得了在港口开拓市场的许可证，他们在初级生产者和商人之间充当中介，在古吉拉特港口的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此外，巴尼亚人的企业主要是亲属关系连接的代理人帮助经营，作用是维持各分支机构、分配资本和协调运转商品流通，有助于巴尼亚人跨区域贸易网络的构建和联通。
巴尼亚人在商业方面成功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与从小的教育有关，巴尼亚人只关心实用教育。塔维尼里提道：“巴尼亚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育他们不要懒惰，不是让他们上街，而是教他们算术，等到完全学会了，既不用笔也不用计数器，只用心算，不管有多难都会在一瞬间算出结果。他们总是和父亲在一起，父亲指导他们做买卖，一边做事情一边向他们传授知识。”这种家庭内部的学徒制使年轻人能够获得实用的实践培训，是获得商业技能的先决条件和了解商业关系的途径。乔治·罗克斯(GeorgeRoques)从艾哈迈达巴德(Ahmadabad)到西罗尼(Sironj)寻找诚实的巴尼亚人时徒劳无功称他们为“多面手”这从侧面体现了他们高超的经商能力。第二，在信息传递不发达的印度洋，巴尼亚人对待交易信息十分谨慎，他们的交易记录在带有秘密标志的长卷纸上，对内容保密，不向任何人展示。他们有两本笔记，一本给外人看，另一本记录实际交易。第三，他们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对财富有执着的追求。英国牧师约翰·欧文顿(John0vington)在苏拉特居住时提道：“他们(巴尼亚人)沉迷于追求世俗利益和聚敛财物，即使他们有整整几十万卢比，也不会放弃一块派士(印度铜币)。我认识那些身价十万英镑的人，他们总是想着增加财富。”阿赫塔尔(Jawaid Akhtar)写道：“在莫卧儿帝国和英国统治时期，欧洲人不会从外表判断出他们拥有的财富，他们能严格地管理自己，不了解的人不会猜到他们是会冒险的商人。”第四，巴尼亚人非常善于学习，法国航海家弗朗索瓦·皮拉德(FrancoisPyrard)记载：“我从未见过像这些印度人那样聪明伶俐的人，他们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野蛮。他们不愿意采用葡萄牙人的礼仪和习俗，但很乐意学习葡萄牙人的制造工艺，他们对新事物非常好奇，渴望学习。葡萄牙人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他们从葡萄牙人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17世纪，为了更好地与外界沟通，巴尼亚人在必须学习的知识中还添加了英语和葡萄牙语。
古吉拉特商人是一群多元、包容、专业的商人群体，尤其是巴尼亚人的专业程度令欧洲人印象深刻。古吉拉特商人的行为活动以利益为导向，逐渐成为促进跨区域贸易的重要推动力，使对外贸易成为古吉拉特的核心经济活动。古古拉特商人多个世纪以来一直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组织工作，广泛分布在整个印度洋，形成了紧密的贸易交流网络。
二 变革时期的古吉拉特商人贸易网络
16世纪初，古吉拉特商人在印度洋有多条重要的贸易路线。
首先，最著名的一条是通过古吉拉特港口向东连接马六甲的路线，《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指出：坎贝(即古吉拉特)伸出两只手臂，她的右臂伸向亚丁，另一只伸向马六甲。”在坎贝，亚丁运来的货物被用来交换当地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靛蓝染料以及进口货物，特别是来自马六甲的香料。博雅德(Philippe Beaujard)写道，1500年左右从马六甲出口的丁香有60%~70%运到古吉拉特，而运到欧洲的只占5%。欧洲和古吉拉特的产品被运到马六甲，用来交换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孟加拉和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的布以及摩鹿加和班达群岛的丁香、肉豆蔻等香料。古吉拉特和马六甲之间的贸易几乎都用古吉拉特商人的船只运送，在马六甲有大约来自古吉拉特的1000名商人和4000~5000名海员。为了便于管理，马六甲的统治者对外国贸易团体实行沙班达尔制，即与马六甲有密切贸易联系地区的贸易团体推选1名代表得到马六甲统治者的授权，成为沙班达尔(shahbandar)。马六甲有4名沙班达尔，而古吉拉特商人在沙班达尔中资历最深。其主要职责是照顾团体利益管理市场和仓库，确保测量标准得到遵守，并对其社区内的纠纷进行裁决。此外，这条航线还延伸到马尔代夫、锡兰、缅甸、暹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国以及日本。欧洲人到来后，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古吉拉特商人向东到马六甲的航线。葡萄牙人在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控制了马六甲和马拉巴尔的胡椒贸易，古吉拉特商人随即将贸易转向孟加拉周围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亚齐(Acheh)和班塔姆(Bantam)等地，创造了一条避开马六甲的新三角贸易——将纺织品运往亚齐，将亚齐的胡椒运往红海，将金块运往古吉拉特的路线。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5年占领香料群岛的安波那(Amboina)后，成为葡萄牙香料贸易的继承者。随着荷兰人对香料产地控制的加强，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船只运送香料，将运往苏拉特的香料价格抬得很高，导致17世纪替代坎贝而崛起的苏拉特商人因无利可图而无法将香料运往西亚。古吉拉特船只不再运输高级香料，但是大宗商品的贸易——胡椒、锡、大象、大米、小麦、鸦片尤其是纺织品——的运输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17世纪末，当荷兰的军事力量控制了亚齐和班塔姆市场，古吉拉特人对东南亚的贸易开始出现衰退迹象他们更多地向马来西亚港口，如柔佛州、吉打州和霹雳州集中。此外，欧洲人的到来提高了古吉拉特商人的航运成本。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洋后，规定所有在亚洲进行贸易的船只都必须购买葡萄牙主管当局签发的航运“通行证”(car—tazes)。1648~1649年荷兰为了控制印度对东南亚的航运从而对苏拉特海军实行封锁，迫使莫卧儿帝国默许荷兰以强迫其他商船购买航运通行证的方式对航运交通进行管理，在荷兰控制的马六甲和吉打(Kedah)，古吉拉特人接受了荷兰海关征收货运总额20%的通行费，并与荷兰人展开了竞争。随后古吉拉特商人的船只也获得了英国和法国的通行证，甚至挂上了英国的标志，并经常由英国航海家驾驶。通行证政策增加了古吉拉特商人的贸易成本，并使欧洲人在市场上获得了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未产生遏制印度海上贸易发展的效果
其次，向西和向北航线上，古吉拉特商人沿着两条既定的海上航线活动：一条通过红海，到达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另一条通过波斯湾，到达巴士拉(Basrah)和巴格达(Baghdad)。这两条航线都将从古吉拉特和东方运来的商品转运到欧洲市场。来自意大利、希腊和大马士革的货物也通过这两条航线到达古吉拉特。欧洲人的冲击促进了古吉拉特商人贸易开始转向，从古吉拉特到红海、阿拉伯南部和波斯湾贸易进一步增长。苏拉特的英国人写道：“苏拉特的商人被我们向南(东南亚)的贸易打垮，我们的贸易从他们的里夺走了食物，并使他们的贸易转向了另一边(西亚)。”在红海航线上，莫卧儿帝国占领古吉拉特的同时，西印度洋同时存在了——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三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于1538年征服亚丁，确保了古吉拉特朝圣者(商人)的安全。16世纪也门咖啡贸易兴起并在奥斯曼帝国流行奥斯曼人随朝圣队伍而来并带来白银在摩卡购买咖啡。咖啡贸易带来的白银促进了当地人购买古吉拉特的纺织品，西亚对印度的纺织品贸易出现了需求高潮，摩卡被称为“莫卧儿的宝库”。由于红海航运的畅通、咖啡贸易的发展以开罗为基地的卡里米商人的衰落和葡萄牙人敌对西印度洋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商人实力下降后留下红海的权力真空等因素，古古拉特商人成为红海航线上重要参与者。
古吉拉特商人最具有竞争力的表现是对咖啡出口的垄断，古吉拉特商人对摩卡等咖啡贸易出口地的支配地位和与波斯湾贸易网络的畅通联系使欧洲人在咖啡市场无可乘之机。许多来自古吉拉特的巴尼亚商人长期居住在摩卡，作为信贷商，巴尼亚商人在苏拉特、卡利卡特(Calicut)、卡纳诺尔(Cananore)波斯和摩卡之间建立了一套汇票(Hundi)流通系统2，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非正式的财团，从而有足够的实力操纵咖啡的价格。巴尼亚人对咖啡供应和分销进行了直接控制。17世纪旅行家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认为贝特法奇赫(Bait al—Fagih)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市场。在当地，巴尼亚人垄断了采购和运输链涉及的预付款和中间商系统，他们向咖啡种植者预付现金以调节市场的价格，对作物的预付款为商人从种植者那里直接购买咖啡提供了便利。贝特法奇赫的阿拉伯人在海关官员和总督的监督下，将咖啡运送给巴尼亚人，体现巴尼亚人在咖啡采购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波斯湾航线上，1515年葡萄牙人在霍尔木兹建造了一座堡垒，试图控制波斯湾的古吉拉特贸易并进行香料垄断，但古吉拉特和波斯之间的贸易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港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古吉拉特的贸易，尤其两者之间的马匹贸易更是利市三倍。1622年英国和波斯军队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港，萨法维王朝修建了将伊朗本土与印度洋的港口连接在一起的道路，通往波斯湾的交通完全畅通。阿巴斯港取代霍尔木兹港而崛起。这促使英国和荷兰两家公司进入了波斯湾贸易，英国和荷兰船只，将来自苏拉特的货物运往波斯湾，17世纪后期为了打破欧洲人对航运的垄断，更好地向红海和波斯湾扩张，苏拉特的商人也建造了由100多艘远洋船只组成的商业船队，在内外因素刺激下，苏拉特几乎与西亚所有主要和次要的区域贸易系统都建立了联系。马洛尼(Ruby Maloni)写道：“1627年抵达阿巴斯港的英国外交使团成员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描述了阿巴斯港密集的都市人口，提到了在古吉拉特这个港口存在大量的巴尼亚人。”萨法维政府对来此经商的商人非常关照允许遵守他们的宗教习俗，巴尼亚商人还在阿巴斯港建造了一座印度教寺庙。1676年，弗莱尔(John Fryer)从苏拉特来到阿巴斯港，注意到古吉拉特巴尼亚人在此地人数众多，财富雄厚，特别是担任英国和荷兰公司代理人后获得了巨额利润。弗莱尔还提到巴尼亚人可以对总督施加压力，他们向总督支付350图曼(Thomands)，以防止宰牛。在与阿巴斯港总督发生争执后，他们向西转移到100英里外，直到总督的任期结束后才返回。除了在阿巴斯港贸易活动之外，在17世纪，巴林和印度之间的珍珠贸易由巴尼亚商人主导，这个贸易网络一般有30%~40%的利润。到17世纪末，有300万~400万荷兰盾投资于珍珠行业。在整个17世纪，散居在波斯的古吉拉特商人数量众多。2巴尼亚人在波斯所有海上城镇以及内地的主要城市定居，并与苏拉特保持密切的商业联系，交易的商品不仅面向波斯市场，而且还面向其他亚洲以及地中海市场，特别是后者。
最后，在南部航线上16世纪初古吉拉特商人主导了古吉拉特—东非贸易路线。古吉拉特商人与索法拉(Sofala)、蒙巴萨(Mombasa)、马林迪(Ma—lindi)、基卢瓦(Kilwa)、摩加迪沙(Mogadishu)、桑给巴尔(Zanzibar)和马菲亚(Mafa)等地往来密切。他们通过陆路，最远到达开普敦，来自古吉拉特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那里建立了定居点。古吉拉特商人将东非的乌木奴隶、象牙和黄金运到印度，大部分产品都在古吉拉特消费。古吉拉特商人向东非出口棉纺织品、珠子和粮食，他们几乎垄断了东非的海外贸易，其中棉纺织品在东非甚至被用作交换媒介。欧洲人的到来给古吉拉特—东非贸易路线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葡萄牙人从1505年开始攻占东非海岸，直到16世纪70年代对赞比西亚(Zambesia)进行渗透，1592年占领蒙巴萨以及1592年建造耶稣堡(FortJesus)时，才实现了对东非贸易的部分控制，这些扩张活动挤压了古吉拉特商人控制的东非市场。博克斯(C。R。Boxer)等人写的书中论述道，16世纪，葡萄牙在东非的贸易都是由沿海的葡萄牙船长垄断，一位到达过蒙巴萨的英国人威廉·艾利(Wiliam Alley)记载：“这是一个没有什么交通的地方，居民是非常贫穷的，他们(葡萄牙人和巴尼亚人)长期受到总督的压榨，他们很少或从未有什么财产。没有葡萄牙政府的许可，他们不能将价值高于20西班牙元的商品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在东非由于葡萄牙人与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的敌对，葡萄牙人给予了者那教和印度教商人优惠待遇。葡萄牙在1535年对古吉拉特港口迪乌的控制促使迪乌商人和巴尼亚商人加强了与东非的贸易联系，他们在贸易中与葡萄牙船长相互勾结，促进了17世纪斯瓦希里海岸的商业繁荣，对东非的贸易成为迪乌贸易活动的核心。此外，古吉拉特商人还通过资本支持葡萄牙船只航运来参与贸易。古吉拉特的产品在17世纪继续主导着东非的贸易，总的来说，东非的贸易对整个古吉拉特的贸易来说仍是边缘性的，可能不超过印度西部出口贸易总额的4%。古吉拉特商人在东非受到的影响不大。
以上航线通过古吉拉特商人贸易连接起来，形成了向东延伸到菲律宾群岛，最远到达日本，向西延伸到东非，通过陆路最远到达开普敦，向北通过地中海延伸到欧洲，最远到达现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庞大贸易网络，体现了古吉拉特商人强大的贸易影响力。欧洲人将垄断和胁迫的因素引人印度的贸易中受到冲击的古吉拉特商人非常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到17世纪，古吉拉特商人通过大宗商品出口在印度洋站稳脚跟，发展了驻扎在印度洋各大港市的代理人网络，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地方，古吉拉特商人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进行变通，对贸易航线和商品类型展现出非常大的灵活性，一直持续向外扩张的势头，是具有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三 古吉拉特商人对欧洲扩张的影响
在英国人确立霸权之前，古吉拉特商人与欧洲人是变革时期的“伙伴”这种“伙伴关系”不仅包含着合作，也存在竞争。这意味着一方面，欧洲扩张给印度洋贸易带来一定的冲击，另一方面，欧洲人在获得印度洋绝对支配权力之前必须适应印度洋传统的贸易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古吉拉特商人一直保持不可或缺的地位，影响着欧洲人在印度洋的行为方式。
首先，古吉拉特先进的制造业是古吉拉特商人保持自身竞争力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欧洲人的有效扩张。在近代早期，古吉拉特的“工业群落”是远东最强大的工业中心。这导致了印度洋其他沿海地区的“去工业化”并作为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存在，其他沿海地区为古吉拉特提供些初级产品、贵重金属和销售市场。古吉拉特最著名的是生产的大量纺织品，其款式、颜色和图案种类繁多，由于高质量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被公认为亚洲最好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等东部市场以及红海、波斯湾和东非市场都对纺织品有大量需求，纺织品还通过阿拉伯人和意大利商人通过陆路运往欧洲，并由欧洲人传入西非和美洲。印度的优质棉布和薄纱，在机械化时代到来之前，没有任何西方相关产品可以与之匹敌。索法拉、马林迪和蒙巴萨的当地人对古吉拉特的纺织品表现出明显的偏好“除了坎贝的布匹，什么都不要”。亚齐的市场拒绝使用科罗曼德尔纺织品认为“只有古吉拉特才能出产亚齐所需要的特定品质的布匹”17世纪中叶，古吉拉特人将大量的棉布运往波斯，荷兰东印度公司发现很难与那里的古吉拉特商人竞争。同时，苏拉特提供的低成本的粗制纺织品在欧洲也占有很大份额，占英国纺织品进口总量的50%，占其价值的35%。借助销售纺织品古吉拉特商人建立了紧密的印度洋贸易网络，增强了他们在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
其次，古吉拉特商人贸易巨大的利润使欧洲人不得不与其展开合作。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取得的利润主要来自船舶在葡萄牙堡垒停靠并向葡萄牙人支付关税的义务。一位总督曾经察报葡萄牙国王，“就关税收入而言，古吉拉特人一直获利颇丰”。据1523年的协议，霍尔木兹的傀儡国王每年向葡萄牙人提供4。5万克鲁扎多(Cruzeiro)，这笔钱大部分来自与古吉拉特贸易所征收的税收，如果与古吉拉特人的贸易被封锁，霍尔木兹只需要进贡1。85万克鲁扎多。1535年，葡萄牙人占领古吉拉特重要港口迪乌，他们强迫古吉拉特的船只必须在迪乌停靠，支付给葡萄牙关税，并购买航运通行证，迪乌海关收人从1556年至16世纪90年代翻了1倍。15世纪70年代初，23个古吉拉特邦港口的海关收人几乎达到了10年后整个葡属印度(EstadodaIndia)的总收入的3倍。古吉拉特商人也在此过程中进行反抗，在航运中尽可能地避开葡萄牙军舰，逃避购买航运许可证，通过各种方式削减非官方的葡萄牙人托马斯·罗(ThomasRowe)爵士向欧洲贸易公司建议，前往红海的交通比其他所有项目都要重要，英国船只应保护在该路线上行驶的古吉拉特船只。这样做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朝圣者的交通需求很大；另一方面，利润很可观，在许多情况下利润率高达400%左右。1619年，当荷兰公司在帕里亚曼(Pariaman)附近捕获英国船只时，古吉拉特商人穆阿利姆·甘尼(MuallimGhanni)因此损失了价值超过14000西班牙元的货物。当他向苏拉特的荷兰事要求适当的赔偿时，荷兰人在1621年向穆阿利姆·甘尼支付了一大笔钱“以避免丧失他的信任”。荷兰人和英国人还在17 世纪下半叶撤走了他们的部分工厂，专职为印度商人从印度港口运送货物到红海和波斯湾。
再次，古吉拉特商人对欧洲商人施加影响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向他们提供大量贷款。在货物买卖中价格因季节变化而波动以及投资需要大量资金，欧洲商人由于不能将金银等贵金属及时运抵印度而很少能够抓住交易时机。由于长期缺乏资金，来自欧洲的金银更多地作为贷款的抵押品，而不是用于直接购买商品和投资。汇票表明古吉拉特的货币流通广泛，金融系统发达。古吉拉特商人有着多重身份，可以既是代理人又是萨拉夫，或者交替担任代理人和萨拉夫，一直与欧洲人保持着联系。巴尼亚人有足够的资金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提供财政援助，“所有公司和国家的贸易都依靠印度银行家的信贷”。1669年，东印度公司欠苏拉特放债人6万英镑。到1694年，债务上升到257062英镑。苏拉特的维尔吉·沃拉(VirjiVora)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主导了马拉巴尔和苏拉特的胡椒市场，在印度以及爪哇、巴士拉和阿巴斯港有许多代理处，雄厚的实力使荷兰人被迫接受了他的垄断。1666年，巴达维亚(Batavia)接到投诉，苏拉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工厂资不抵债低价出售给沃拉，到1669年，东印度公司总共欠他600万卢比的债务。
最后，欧洲人的活动离不开古吉拉特代理人的帮助。由于外国商人不熟悉印度的营销模式和语言，而印度的靛蓝、棉纺织品等需要提前联系订货和远期交易的商品并存在一套复杂的信贷、劳动力和农业及工业生产体系，故欧洲人不得不依靠代理人开展业务。法国商人乔治·罗克(GeorgesRoques)在古吉拉特时讲道，“所有的商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欧洲人，都必须有一个代理人来销售和购买商业货物”。由于对语言和商业习俗的不甚了解，欧洲人会怀疑代理人篡改账目和分类账簿，但又无可奈何(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金钱奖励鼓励本国人学习印度语言，以避免过度依赖印度经纪人，但并没有取得有效成果)。1564年，来自威尼斯的费得利奇(Fredericke)在坎贝的见闻如下除葡萄牙人以外，他人除非必要无须维持秩序。该城亦有所谓掮客，皆是名绅，掌有大权，每人有15~20名侍从。该国商人均有掮客服务，而外来商贾亦会被官府告知、指派掮客。如今每15日有小船队进入港口，是时众客来至岸边；而船上商人一上岸，立即将已做好标记和记录之货物直接卸给掮客去做交易……货物卸毕，掮客即令其手下将商人之补给、家私装车，送入城内预备好之新家中……掮客在港口留守货物，将货物从船上卸载下来，缴纳海关税，再将货物运至商人下榻处。其间商人完全不必过问这一切事项，包括关税及诸费用。货物运至下榻处后，掮客问商人：“以时下价格是否出售?”如若商人愿意以时下价格出售，则掮客即刻可将货物出手。之后掮客即清楚告知商人还有多少已缴清关税的货物，以及总共还剩多少现银。如商人愿意投资再购买其他货物，则掮客会告知各项货物各值钱多少。商人了解行市后方能算账若商人愿以时下价格进行买卖，他即下令开始交易。假设他共携带2万元之货物，15天之内即可全部售罄或换成他种货物，而完全不必担心或操劳。如若商人认定时下不适合出售，他可以任意逗留，但所有买卖只能由那位负责卸载和缴税的掮客进行。掮客、代理人和主要生产者与他们的帕特尔(Patel)或头头保持联系，也为附属的每个欧洲工厂充当中介，担任记员、现金保管员和秘书，帮助欧洲人买卖货物，通过海关和收费站与交通运输业联系他们谙熟如何与莫卧儿帝国的官僚机构打交道，甚至是与上层阶级联系。他们是商业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卖方和买方之间的连接桥梁，在不同的贸易领域进行谈判，以此从双方那里获得佣金。巴尼亚人是这个领域的主要群体，他们控制着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掌握航运的指挥权，还担任欧洲人的调解员和翻译。在其他地区，英国人利用古吉拉特巴尼亚人和帕西人等印度代理人与波斯和红海的联系，让他们充当代理人来管理阿巴斯港和巴士拉的工厂。
结语
亚洲的海员、学者、朝圣者和商人一直以来将印度洋航线视为一条通过港口城市将无数交流联系起来的文化、贸易交流通道。与此相反的是，欧洲帝国时代印度洋被欧洲人构想为可以肆意掠夺的扩张之路。这两种观点驱动了不同行为之间的碰撞，古吉拉特商人在这场碰撞中完美地适应了形势的变化。古普塔(Ashin DasGupta)认为，航海史研究的是海上商人的世界，而不是对商品的研究。古吉拉特商人正是海上商人的典型代表。古吉拉特商人在近代早期参与并管理着从东非到菲律宾繁荣的贸易网络，皮尔逊(M。N。Pearson)评价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是灵活性强和强大的适应能力。他们在欧洲冲击下仍然能保持自身的贸易优势，顺应时局改变贸易路线和商品种类，在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充当买家或卖家和垄断商品的代理人，通过提供一系列包括预付信贷、兑换货币和汇票服务，使欧洲人不得不保持与古吉拉特商人的“伙伴关系”。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一直被视为历史的转折点，而这一时期传统世界体系的主要参与部分印度洋并没有受到变革性的影响，正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说：“亚洲这时还不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的组成部分，因为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通常是在亚洲诸国制定的框架中和条件下进行的。”在此期间，印度洋传统贸易结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古吉拉特商人受到最大的冲击发生在18世纪，内部莫卧儿帝国开始衰退，外部工业革命爆发以及棉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它作为推行国际统治和摧毁国际竞争的工具，使欧洲实现了工业机械化，排斥其他国家的传统制造业，古吉拉特这样以传统制造业而崛起的地区逐渐处于次要位置。英国霸权的出现，使得英国将印度作为跳板进而影响更辽阔的地区，压缩了以古吉拉特商人为代表的印度商人在印度洋构建的贸易空间。
19世纪和20世纪，古吉拉特商人凭借自身特点仍然在印度洋贸易中保持活跃，作为西方银行的买办有着重要地位，为大型城市纺织公司和鸦片贸易商提供信贷，等等。到19世纪末，古吉拉特人还进一步控制了东非的零售贸易古吉拉特商人是前殖民时期印度洋贸易变革的缩影，展现了欧洲殖民者到来后生活在传统贸易结构中的亚洲商人面对变革顺势而为积极把握主动权的野心作为印度洋沿岸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保留了自身的宗教、文化和商业身份这为后来他们能够利用现代资本主义提供的机遇和挑战而做了准备。迄今，古吉拉特商人在世界贸易圈中仍占据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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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别和区域研究》（第七卷 2022年第3、4期， 总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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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集刊 | 车效梅 陶芮：16~17世纪古吉拉特商人在印度洋贸易中的角色及影响》
